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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可谓深有体会。近年来，我对文学性的中国法律史资料的挖掘和研究，虽然获得了些许称赞；现在，同类研究成果也渐次多了起来。但是，总的来说，仍被某些学者视为不入中国法律史研究正途的东西，属于左道旁门。我觉得，此类研究的成功与否自然可以讨论，也必须讨论；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会成熟，才有进步。何况学术研究最需“多元化”的探讨与尝试。总而言之，简单否定它的学术意义恐怕也非学者应有的学术态度和宽容精神。
这些，我在前揭《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一书中已有讨论。从历史哲学角度所作的讨论，参见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49页。
参见郭成伟、田涛点校：《＜龙筋凤髓判＞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这种堆跺辞藻的风格渐次流为唐代官场文书的习气，参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
参见【明】李清著，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折狱新语注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顺便指出，注释者所谓“《折狱新语》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判词专集”的断言，显然有误。见于“前言”第1页。也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事实上，对明代判牍的基本情况，此前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已有比较全面的调查成果发表。参见氏著：《明代之判牍·节译》，载《明史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又见《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关于明代判牍的情况，巫仁恕所著《就法论法？明代地方政府的司法审查》也有涉及，台湾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合办：“中国法制史学会九十二年度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2004年2月21日。
前些日子，我无意中看了一小段讲述清代官场故事的电视剧，可惜至今仍不知道剧名，可能是《雍正王朝》吧。其中讲到初通文字的官僚李卫，要写一通告示，请来一帮饱读之士操刀，由于写得满纸典故，听起来也诘屈聱牙，以致李卫不知所云；没办法，只得亲自操刀用日常口语来表达。我想，如果文人写的那通告示一旦贴出，谁人能懂？反之，李卫的白话告示，对初通文墨的乡野小民应该容易明白。我觉得，这段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同理，面对乡野小民，那种堆垛典故，辞藻秾丽的判书恐怕不能奏效。
具体讨论，参见前揭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191—265页。
语出《论语·里仁》。
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前揭徐忠明：《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对此问题的详尽讨论，参见【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杨逸鸿译：《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梁治平：《法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前揭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第124—138页；氏著《“法”辨》，载《历代法制考·夏商周法制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苏力：《“法”的故事》，载氏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51页；黄震：《“水”与中国法律起源》，http://www.legal-history.net/go.asp?id=1134。关于“法”的文字学研究，参见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56页。
这被学者认为是西方诉讼制度的原型，参见前揭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
参见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4页；关于“羊”的丰富意涵的详尽讨论，参见前揭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第209—226页。
对“地母是女神”和“女神是死神”的有趣研究，参见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5页；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而《尚书·甘誓》“戮于社”的记载，具有军法审判的意味。参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鉴于早期中国“刑起于兵”的传统，军事审判与普通审判之间密不可分。
可资比较的相关讨论，参见【荷兰】赫依津哈著，多人译：《游戏的人》，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4页；冯象：《政法笔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59页。
这被学者认为是西方“法”的特色，参见前揭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
这是我多年以前对早期中国“法”的基本观点，参见徐忠明：《皋陶与“法”考论》，载氏著《法学与文学之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22页。
参见甘怀真：《从唐律反逆罪看君臣关系的法制化》，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13—362页。顺便一提，甘怀真对中国古代“罪”的概念也作了非常独到和精湛的解释，参见《中国古代的罪的观念》，同上书，第363—390页。
参见前揭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93页。这样的例证很多，这里不能枚举。近读霍存福所著《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书名提及的问题，也进行了非常仔细深入的梳理与解说，堪称法律关键词研究的佳作。
参见前揭《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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