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人”和人权精神(一)——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人”
周杰
【关键词】传统文化；人；人权
【全文】
一、关于“人”的形象
中国先民描绘人的形象最早的导源可能应该属于女娲造人的传说。（至于女娲、伏羲一类的人类先祖，在我们的描绘中往往是具有半人半神、半人半兽的形象）但是我们并不打算探讨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更多的将专注于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形象。“中国的祖先们很早就开始摆脱了神的支配，把眼光从虚无可畏的上帝转移到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当然，这一转变过程比我们想象的漫长的多”，“当我们的祖先在温饱之余得以思索人类重大问题之际，便毅然把目光投向身边的现实社会。这时，他们便发现了真正的‘人’”。[1]
不过在古代典籍中想要找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详尽的关于“人”的实在形象却颇为困难，这可能与古人观察人的视域有关。东汉王充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形不异于物。”（《论衡•道虚》）——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唯物论。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则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先秦法家则有关于“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内业》）的人的形象描述，颇有“人情和人性的色彩”。[2]
但是，古人思想和观察人的角度确实是丰富和多元的。其一，“自视”视角的缺乏并不妨害“他视”视角的广博——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形象描述大多通过人与天（神）、人与自然（尤其是动物）、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中第一展现的。也即是，中国人是从对方或他物的瞳孔中发现自我的，[3] 而较少有人作为主体，首先是一种“本体”存在的观念。（但并非没有这种观念。且有时候，中国人关于“我”的发现还是很锐利的。[4] 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其二，对人的观察，更多的是去发掘人的本根（本性）、人的价值，而较少停留于物质和形体层面上，故“性恶论”、“性善论”的辩论几成二千年来中国法律思想中一个硝烟永不停息的战场。
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导源于孔子关于人“性相近”（《论语•阳货》）的论断，他说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所以，“看到一个小孩将坠入井中，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拉他一把。在这一瞬间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功利考虑，……完全属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这种本能就被孟子称为“四端”之一的“恻隐之心”，而且“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告子上》）这种论述“为他进一步引申出其做人道理和政治学说留下了余地”。[5]
与此相对的是荀子的性恶论，他认为人性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荣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
而至于法家，似乎对人性“至善”或“至恶”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们的人性论都基于“人是处在利害矛盾关系中的”这一前提，因此“舆人乘舆，则欲人之福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