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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属性，先贤们把人放置于特定的团体或组织环境——宗法家族、家国天下中，并使这种“德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扬：只有在宗法群体中，人才能作为伦理意义上的“人”而存在，所以《孝经.三才》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仪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者。”《礼记.礼运》篇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其次，就是我们的祖先看“人”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比较视野。把人作为本体，发现“我”的形象是一个较为欠缺的过程。故，正如前面我们反复言说的，中国人从对方眼中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因此在发掘人的形象时，常常与天神比较、与万物自然比较、与社会中的他人比较，从而完善自我，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的形象。
第一，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天人关系里，天、日、海等是天神一方的代表，而女娲、夸父和精卫等则是人的化身。人对天地尽管是崇拜的，但并非完全无所作为。所以一方面，“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论语.季氏》）但这种天命是敞亮的、公开的，可以有所征兆和被预见的。另一方面，反对神秘主义的鬼神论，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召公十八年》），“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诗经.小雅.雨无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哲学观。
第二，我们祖先认为，人来自大自然并成为其最高表现形式，而且与自然界其他万物皆然有别，所以“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但系“异于禽兽者”。
第三，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发展了丰富的人际关系理论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及法律思想，并最终给宗法家族中的人几乎僵直的定位。“要想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完成宗法伦理所规定的行为。同时，人生的价值似乎不在于谋取什么功名利益或物质享受，而在于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过程。”[33]
由是观之，大约在中国古代先贤们的理论图景中，人具有的是这样一种形象：
“他敬畏鬼神、天命，但绝不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他与自然和谐共存、取用皆便，但更倚重制道而用之；他虽然也同样是一个弱小的四足动物，但通晓大义、躬行忠孝，绝少做禽兽行；他善于推己及人，讲求以己为核心的差序，但通常为这样的核心地位而背负更多的人伦义务和宗法责任。有时候，他会发出替天行道的呐喊，而有时候他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或许，他就是一个与天齐平、与道谐存、与兽有别，重人伦、礼教的负重前行的家国天下中的一个苦闷的普通人吧。”
【参考文献】[1]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第30页。 [2] 张景芬：《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秦、齐、鲁文化比较》，载于《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1期。 [3] 《历代笑话选》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笑话，从中不啻可管窥中国古人“我”之观念：一呆役解罪僧赴府，临行恐忘记事务，细加查点，又自己编成二句曰：“包裹雨伞枷，文书和尚我”。途中步步熟记此二句。僧知其呆，用酒灌醉，剃其发以枷套之，潜逃而去。役酒醒后曰：“且待我查一查看，包裹、雨伞有”。摸颈上曰：“枷，有”。文书，曰：“有”。忽惊曰：“嗳呀，和尚不见了”。顷之，摸自关头曰：“喜得和尚还在，我却不见了”。转引自张再林：《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1月第34卷第1期。 [4] 参见张再林：《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1月第34卷第1期。 [5]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第33页。 [6] 张景芬：《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秦、齐、鲁文化比较》，载于《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1期。 [7]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第143页。 [8] 栗志刚：《文化 宗教 法治——关于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的思考》，载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2期。 [9] 栗志刚：《文化 宗教 法治——关于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的思考》，载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2期。 [10] 潘广旦：《派与汇》，注③，载于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11] 徐杰令：《先秦人本思想述论》，载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2]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第29页。 [14] 李存山：《中国的民本与民主》，载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 [15] 详见《墨子.;明鬼》、《墨子.天志》；另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一），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26页。 [16]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17] 徐杰令：《先秦人本思想述论》，载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8]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一），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19] 参见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7页。 [20]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21]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22] 对“华夷之辩”，有些学者也持有正面的评价。参见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3页。 [23]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及第4页注[6]。另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 分别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注[58]，第23页注[56]，第26页注[65]引文。 [25]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0页。 [26]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27]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8]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9]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30] 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 [31]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2]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7—103页。 [33]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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