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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与天（神）
关于人神关系、天人关系，一直都是传统思想中经久不息的话题，当然在这些浩繁的论述中还是可以明显的发现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的：从夏商信奉的“受命于天”转变到周代秉持的“以德配天”，并将这种思想逐渐发展为重人事而不重天神的观念。如此一来，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动摇了神权思想的统治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中朴素的无神论基础。
典型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是“根据人的需要和精神改造神”，“以民情知天命，先人而后神”，“敬鬼神而远之”。[8] 故才有“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说明我们祖先坚持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相反“神是工具而不是目的”。[9] 而且，中国人的“神道观是始终以人的福利作出发点的，假若一个神道不能给人福利，就得退避贤路，甚至于要在人的手里受了责罚才走的脱。”[10] 因此，即便是还算明君贤主的汉文帝虽然仅仅是在“夜半“时才敢“虚前席”，但他“不问苍生问鬼神”仍然是要受到谴责的。
在周代以后的社会政治领域，人民作为重要的砝码被置于政治天平的一侧，极大地制约着神权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动向也突出的表明：神的地位在下降，人的地位在上升。首先，中国人民敏锐坚定地指出：“天不可信”（《尚书•君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诗经•小雅•节南山》），所以才会有“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以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其次，在对神权进行无情的打压过程中，对天的形象改造同样进行着。一方面，使天不再具有人格神的面貌，另一方面使天的形象在人神关系的天平上的分量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倾斜，实现由天到人，从而使天也具有人的形象。所以王阳明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并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文成公全集》卷三十一）
在论证天人关系这一点上，荀子有较为独特的看法。他对孔孟学说中的天人关系加以改造，同时批判了天和神，认为“天和神都是自然物质的，是没有意志和目的的，是不能对人事进行干预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治乱祸福都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而不取决于天神，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的地位和作用。”[11] 他说：“列星随璇，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基于这一认识，他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所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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