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负有义务的第二种情况。在保证合同中有保证期间约定的，债权人必须按照第25条第2款或者26条第2款采取必要措施
，尤其是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有义务积极地收取债权（如通过申请强制执行或者将担保物权变价），否则，随着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将免责。（详见下文八）。
2． 采取必要措施和不得放弃担保权益的义务均为债权人的不真正义务。
债权人既然依照担保法第25条第2款或者26条第2款，负有采取必要措施的“不真正义务”（徳Obliegenheiten），那么这与民法上通常所谓的义务（徳Pflichten）有什么不同呢？差别在于：法律上允许不真正义务的“义务人”自己选择，是否需要遵守此种义务；另一方则无权要求其履行。倘若此种义务未被遵守，则义务人方面需要忍受法律上的不利益，例如请求权的丧失或减缩。但是，不真正义务的违反并无违法性，因而也不发生损害赔偿义务。如果义务人希望避免法律上不利后果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他就只能去履行此种义务。可见，不真正义务只是强度较弱的行为要求（徳Verhaltensanforderungen von geringer Intensität），与可以诉请履行的给付义务不同；不真正义务与保护义务也不相同，盖保护义务同样不可以诉请履行，但违反之后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
应该看到，保证关系终究是为债权的安全服务的，不真正义务只是特殊规定，立法者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节制。无论如何，债权人对于保证人没有什么照顾或保护义务（徳keine Rücksichts- oderSchutzpflicht gegenüber dem Bürgen），也没有什么一般性的“注意义务”（徳keineallgemeine “Sorgfaltspflicht” des Gläubigers），决不允许以保护保证人为幌子，透过重新分配风险，削弱保证合同的功能。
3．债权人应采取的措施：连带责任的保证
原则上，只有在主债务人不履行主债务时，保证人才需要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6条）。因此在连带责任的保证，保证人的义务仍然具有从属性（徳Akzessorietät）。有疑问的是，连带责任的保证是否具有补充性（徳Subsidiarität）？笔者以为，连带责任的保证仍然具有补充性，只是不同于一般保证的补充性而已。例如，债权人对于主债务人的债权，与主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反对债权处于抵销适格状态的，倘若债权人不为抵销，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义务，那么保证人对于债权人应该享有给付拒绝权（徳Leistungsverweigerungsrecht，参照德民第770条第2款），此即为补充性之体现。不过，由于连带责任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徳Einrede derVorausklage），其保证义务的补充性大大削弱。所以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不履行时，保证人和主债务人即处于连带关系中，就未履行的主债务之一部和全部，债权人有权分别或者同时要求主债务人或者保证人负其责任（担保法第18条）。保证合同有约定保证期间的，如果债权人未在约定的保证期间，要求连带责任的保证人承担全部或部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即全部或部分免责（担保法第26条2款）。
此处所谓的“要求”有几层意思。首先，债权人的“要求”性质上属于需要相对人（保证人）受领的意思表示，且不可以取消（徳nicht zurücknehmbar），否则势必使得保证人的地位，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因为过分依赖于债权人的意思，而变得摇摆不定。其次，在该“要求”中，债权人无需将保证责任范围精确地“数字化”（徳unbeziffiert）。再者，依26条法条之文义，似乎可以推断：债权人之“要求”不得超出保证期间，否则保证人免责。但是，依照法律或者约定，主债务清偿期的届至，有可能与保证期间的届满同时发生（参见上文构成要件二）。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只要是在保证期间届满后，毫不迟延地对保证人提出要求的，法院也应该予以支持。否则一味拘泥于法条的措辞，反倒会造成法律之间的矛盾，对债权人也不公平。最后，债权人提出“要求”后，对于保证关系的存续有争议的，债权人应负责举证。
4．债权人应采取的措施：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相似却又有不同，不同就在于保证人有先诉抗辩权。倘若债权人希望消灭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只要不存在排除先诉抗辩权的法定事由（担保法第17条第3款），那么债权人就”必须”主动出击，收取债权，变现担保物权，力争使“就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徳Zwangsvollstreckung gegenden Schuldner ohne Erfolg）的状况出现（担保法第17条第2款）。作为强制执行基础的执行名义，则并不限于生效的法院民事判决、裁定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也可以是生效的调解书、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甚至还可以是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民诉法第207条，民诉法意见第254－256条）。因此，为了消灭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债权人不一定非要待到主合同发生了纠纷；即使发生了纠纷，债权人是否一定要对主债务人起诉或申请仲裁（担保法第17条2款），也甚为可疑。毕竟审判只是解决纠纷的最终的、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反过来，即使债权人已经获得生效的法院裁判或者仲裁裁决，但若迟迟不申请强制执行，则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可能依然存在。
为了避免保证关系因为保证期间的届满而消灭，债权人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的保证的差别，就在于先诉抗辩权之有无，相应的，债权人应当采取的措施，其标准也有所不同。有鉴于此，担保法的立法者选择了分别规定的模式（见第25条的第2款和第26条的第2款），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和担保法第26条第2款相比，有关一般保证的第25条第2款要不幸得多。立法者原本应该以第17条第2款为出发点，将“就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作为合乎逻辑的标准，在第25条第2款中予以具体化。比如或许可以这样规定：在约定了保证期间的一般保证中，债权人应不迟延地为债权之收取，倘有必要应继续相关程序且无根本性的迟延，而且在程序终了后不迟延地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否则，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免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担保法第25条第2款放弃了第17条第2款已经确立的标准（“就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另行选择了该条款中原本就有问题的表述（“对主合同纠纷要求审判或仲裁”）作为标准。
标准上的转换，意味着对债权人、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三方利益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点上的切换，（债权人对主债务人财产申请执行的时间、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义务的时间、保证人对主债务人追偿的时间），两种不同标准造成的时间差少则半年，多则数年。如此一来，势必导致以下几个不利的后果：第一，债权人取得其他的执行名义时，（例如债权人获得了生效的调解书、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包含财产内容的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等），其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还有必要、或者有可能对债务人再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说明第25条第2款之规定某些时候对债权人又是有害的。第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采取必要措施的，在对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仍无效果时，立法上允许保证关系继续维持，已经算是照顾债权人了。在保证关系因约定保证期间期满而消灭的阻却事由上，现行法将时间前移到“债权人对债务人起诉或申请仲裁时”，无疑对债权人更为有利。但在立法政策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推翻保证人预先防范风险的安排，过分牺牲保证人利益，以给予债权人方面双重的“优遇”，很可怀疑。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债权人取得了执行名义却没有申请执行，或者拖延申请执行，或者强制执行后未及时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其间主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可能严重恶化，以致于承担了保证义务后，保证人从主债务人处只能空手而归。原本指望通过约定期间限制自己责任的保证人，就会被结结实实地牺牲一把。对债权人这种近乎变相的放弃债权的一般担保的作法，予以容忍甚至鼓励，不仅和担保法上债权人不真正义务的规范意旨相去甚远，而且和保证人约定保证期间的目的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