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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子夏说的那样，“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孟子概括的五伦表述得更明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关于君子的界定和行为规范，参阅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同氏《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７年）１４５－１６５页。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把欧阳修在《纵囚论》中说的“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与儒家基本命题“礼以待君子，刑以威小人”相比较，一目了然。荀子也早就指出过：“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信任与礼仪的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这就是族群。本族内部可信，本族内部行礼，无非一枚银币的两面而已。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详见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同氏《学术与政治之间（新版）》（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２９５－３０２页。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８４－２８５页也指出了《皇疏》与《反身录》的不同理解。徐、李二位的个人意见都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因为是问政而不是问个体修养。不过，孔子对问政也有直接以正身来回答的，例如同在《论语·颜渊》这一篇里的其他论说：“政者，正也”、“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按照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一贯逻辑不难理解，其实端正行为的示范本身就是为政。从这个角度来推敲民信，关键似乎还在于作为教化成就的自省、守礼、互信的局面。
参阅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３４－４３页。
语出《论语·子路》。
关于“议事以制”的涵意，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的“疏”中作了如下引伸解释：“临其时事，议其重轻，虽依旧条而断有出入，不预设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
引自《孟子·离娄》。
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在商鞅主导下，秦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能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韩非子·难一》。
《韩非子·外储说左》。
《韩非子·备内》。
语出《韩非子·奸劫弑臣》。
《韩非子·五蠹》。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７页。
《左传·周郑交质》中有这样的记述：“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而况君子结两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信念的缺乏，与中国人的世俗化和对生活的理性态度有关。即使信徒与神佛寺庙的关系也具有实用性和交易性。因而社会学者杨庆堃在“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段昌国译）一文中提出了对信仰进行货比三家、柜台对面式选择的“宗教市场”的概念，见段昌国等编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６年）３３８页。
在考察中国氏族组织时，韦伯曾经指出过村落秩序的这种特征，虽然他没有直接涉及内部特殊信任问题。参阅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７－１０８页。
《论语·子路》。
详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一章第三节二“容隐”，特别是５６页和５９页。
《韩非·五蠹》的原文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Michael R. Dutton,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From Patriarchy to “the Peo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8.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http://www.dushu.com/chapter105682,28482.shtml）“秦用商鞅变法”条的按语。参阅余宗发《“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钩摭》（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０４－２０６页。
《商君书·画策》。
据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８４－８６页。闻氏的批评是“严酷有余，树信不足。……故其创行则易，而继守则甚难也”（８６页）。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第１３问）不是把检举与容隐相对比，而是从亲属犯罪未被发现时是否劝其自首的角度设问。答案内容的具体构成如下：劝其自首的意见持有者３１８９人，占６４．３％；根据犯罪轻重而劝其自首的１６５３人，占３３．３％；不劝其自首的１１９人，占２．４％。统计资料见法意识国际比较研究会（代表：加藤雅信、肖贤富）“‘中国人法律意识’调查基本报告”《法政论集》第１８０号（１９９９年）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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