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十年》。引自李天平、侯华容译注《资治通鉴精华》（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１３页。
见《左传·曹刿论战》中关于小信与大信的对话。
只要翻阅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上・下）》（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襟霞阁（主编）《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南怀瑾推荐，经世学库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就可以找到许多实例。这样的怀疑主义修辞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定形”的思维方式，案件处理往往在“法当惩办”、“理无久享”、“情有可原”之间徘徊，结果往往是折衷判断。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１７３页。
山岸俊男《信赖的构造――人心与社会的进化博弈》（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８年）１９－２０页。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各种形式的研究》（居安正日译本上卷，白水社，１９９４年）３５９页。Cf. Guido Möllering, “The Nature of Trust: From Georg Simmel to a Theory of Expec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uspension”, Sociology Vol.35 No.2 (2001) pp. 403-420.
同上，３６０页。
同上，３６０－３６１页。
同上，３６４页以下。
卢曼《信赖――社会复杂性缩减机制》（大庭健、正村俊之日译本，劲草书房，１９９０年）３９页。
马场靖雄《卢曼的社会理论》（劲草书房，２００１年）２０页。
卢曼《信赖》（前引）４４页以下。
同上，９２页。
同上，９２－９３页。
卢曼“作为全体社会的分析形式的现代系统理论”，收在Ｊ．哈贝马斯、Ｎ．卢曼《批判理论与社会系统理论――哈贝马斯与卢曼的争论》（佐藤嘉一等译，木铎社，１９８７年）３－２８页，特别参阅８页。
卢曼《信赖》（前引）６０页。
详见卢曼《法社会学》（村上淳一、六本佳平译，岩波书店，１９７７年）３７页以下。顺便指出，根据我的理解，把握卢曼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的关键应该在于尤克斯奎尔（Jakob J. B. von Uexküll）的“环境世界”学说及其与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哲学以及维纳操舵式控制论之间的承继谱系。参阅尤克斯奎尔《生命的剧场》（入江重吉、寺井俊正译，博品社，１９９５年）、尤克斯奎尔、克里萨特（Georg Kriszat）《生物看到的世界》（日高敏隆、羽田节子译，岩波书店，２００５年）。
从这样的角度把握法律系统的体系化解说，见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关于中国世界观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以及由不执着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参阅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特别有趣的是，陆象山把意思作为本体，把现象的知识作为媒介，主张通过“减”的工夫来消除人心与世界之间的隔阂，去此心之蔽而回归“物各付物”、“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原初状态（参阅该书３１６－３１７页）。他所说的“减”的工夫并非“复杂性的简化”，而是对复杂性的否定之否定。
关于这个视点，参阅拙稿“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１年第５期６－１０页。
参阅拙稿“法律体系的多元与整合――与德沃金教授商榷解释方法论问题”《清华法学》第１卷第１期（２００２年）。
As for the idea of “relational distance”, see Donald Black, The Behavior of Law (Academic Press, 1976) pp.40-46，参阅唐越、苏力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７－５６页。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辩证法：关系距离一方面意味着缺乏信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保持距离的方式回避风险，本身就具有信任技术的功能。
关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三种基本类型――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分析框架，参阅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同氏（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８８年）１１－１９页。
详见额文·高夫曼《行为与演技――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石黑毅译，诚信书房，１９７４年）。关于人际关系中形式和象征符号的功能，参阅同氏《作为互动的礼仪――面对面行为的社会学（新译版）》（浅野敏夫译，法政大学出版局，２００２年）。
实际上，福山也忽视了日本式的高信任度组织（例如企业系列结构）的原型也是家、同族以及人际关系网络。关于这一点，参阅滨口惠俊《日本式信赖社会的复兴――全球化的间人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１９９６年）。
郑也夫教授把特殊信任的缩减趋势表述为“走向杀熟之路”，详见同氏《信任论》（前引）第１３章。
例如王绍光、刘欣在“信任的基础”（前引）一文中根据调查资料反驳福山的见解，认为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社会。
详见拙稿“１９９０年代中国市民的政治意识”《神户法学杂志》第４８卷第２号（１９９８年）１９１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