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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说，实质正义和经济效率就是一致的，如果这个经济效率是社会的、长期的、多数人的。正义正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中，在社会的博奕中，逐步形成的，而推动这种博奕的力量，正是社会效率。如果说社会效率和正义有什么不同，就是亚当·斯密所讲的，当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时候，就会是对社会总体利益的推动，即“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记其功”[103]。如此，社会效率和实质正义不过是实现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十、效率的边界：具体与抽象
经济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效率观念的，效率的不同定义，几乎和法律的正义一样混乱。
不过，和法学中出现了将形式正义作为一个“教条”一样，经济学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对“一般均衡”的崇拜。所谓一般均衡，简单地说，就是市场是实现自由交易的，而交易则是个体改善自己的效用状况的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愚蠢的话，按照两个标准：第一，多多益善，多比少好；第二，偏好的逻辑是可以传递的，你喜欢苹果多于梨子，喜欢香蕉多于苹果，就意味着喜欢香蕉多于梨子，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一个纯粹的交换经济可以达到每个人都完全满意，而且不再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也意味着有一个普遍的效率，即一般均衡状态，这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每个人得到其所应得的，这也是一个正义的状态。著名的《法学总论》开篇就告诉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104]。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一般均衡的观念，在制度经济学之后，以及博奕论的发展之后，都被抛弃了。当我们考虑交易成本的时候，意味着不同的制度会影响到效率，这意味着效率不仅仅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技术）；更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制度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应当在该社会条件下得到评价，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价值观念的评价。这就使得经济学越来越靠近社会现实。
对一般的市场效率的追求，导致了反垄断法的产生。自由竞争就是有效率的，而任何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都会损害竞争。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对效率的本身认识则越来越深入，效率不再是一个一般化的概念，不再简单地等同于自由竞争。美国在1983年将“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AT&T，拆成了8个部分，但20年之后，许多学者开始质疑，这种拆分导致了美国在电信技术领域优势的降低。同样，反垄断法中的两大学派，代表传统的哈佛学派和代表经济理论的芝加哥学派，也出现了很多的分歧。反垄断法的实施常常变得不稳定，受到更多的政策性影响。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效率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反垄断法中，就是“市场的范围”和“市场的周期”。反垄断案件常常变成“市场范围”的争论[105]，一个企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可能构成了垄断，但放在全国市场乃至全世界市场之中，就可能不会构成垄断。这是为什么波音可以兼并麦道的原因，全世界的飞机市场就这么大；但沃尔玛就可能遭到批评，因为它侵害了许多地方的零售业。产品、服务的特性不同，考虑的范围不同，效率就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简单地判断存在不存在一个理想的效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批评。市场、自由竞争不总是有效率的，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说，政府也不总是有效率的。正如诺斯所说，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常常也是经济衰退的人为因素。换言之，回到了老问题：如果市场就是有效率的，为什么还会存在企业呢？显然，企业有企业存在的效率，而市场有市场的效率，决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的交易成本（管理成本）的比较。强调一个普遍的、类似一般均衡的效率，就像我们的政府总是盯着GDP一样的虚幻。
正如经济法所要处理的公用事业一样，高速公路、城市供水、社区供电等等，是由政府来“make”还是来“buy”，是一个效率的标准。在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大家常常忘记了，政府的支出总量并没有减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缩减政府边界”的问题，在英国的许多铁路私有化之后，政府并没有放弃控制权，而只是减少了瞎指挥。经历了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之后，现在许多学者也指出，由于私营企业追求利润（短期利益），另外一些目标，诸如方便人民等等方面也遭到了批评，这几年又开始有重新国有化的争论。这说明，当我们的具体目标不同的时候，效率也就不同，稳定经济生活，充分就业，福利健康水平的提高，等等也是效率的体现。如果考虑就业目标，你凭什么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呢？那是因为你总是盯着体现为货币的短期经济利益。
如果我们的眼光放长远一点，有些没有效率的制度、机制，就会发现它是具有效率的。许多学者常常批评古代社会的身份制度，觉得不自由、不平等、束缚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待中国的儒家思想。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经济学家指出，当团队中的个人工作如果是多种的，则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就比较缺乏激励效率，而更多地应该采用固定工资和职位升迁制度[106]。同样，社会不一定完全按照合同的自由交换方式组织起来，而科层制度、等级制度可能更有效率[107]。而儒家正是如此，将社会分成了君子和小人，采用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给君子和小人分别支付不同的价格，比如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而这是中华帝国能够2000多年不倒的重要机制。那我们能简单地说，儒家制度是缺乏效率的吗？同样，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108]，中国被视为残暴、落后、野蛮的（现代刑法学家的批评）连带责任，则是国家低成本的治理机制，的确，一部分社会成员遭到了更为严厉的处罚，但不要忘记了，仁政是中国古代一直追求的。如果要采用个人责任，就需要更多的国家支出，更多的收税，而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三十税一，和中世纪欧洲的什一税比起来，大部分社会成员则是受益者，在个人责任下，就需要更多的军队，更多的警察，更多的官员。这两者之间的效率，不能简单地比较的。
所以我们说，效率是受制于既定的制度、既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状况、自然条件的，同时，还受到我们的眼光多大（空间），多远（时间）的限制的，没有一个普遍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任何情况都适用的标准。正如今天的制度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人的理性的状态，个体性的策略行为，产品的特性等等，都会影响到效率。
这样，经济法的社会效率就和实质正义、社会本位一样，是具体的、历史的，植根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之中的，它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博奕、历史进化，以及特定的制度。不用说，从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的经济法，应该更多地将目光投入社会现实，应该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这就是社会本位。
结语
在本期的漫谈结束的时候，让我总结一下：我们的知识、眼光、思想是我们对世界了解的基础，但也限制着我们的认识，而世界是怎么样的，更多地受到我们自身的限制。经济法就是在传统法律部门的盲点之外，发展出来的。而社会本位则是经济法的核心，它是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率的强调的。这是它之所以有别于传统学科的根本所在。
鉴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一期只能探讨到这里。在下一期中，我们将在解决了目的问题之后，来解决手段问题。它将更多地涉及到经济自由、经济民主，以及更多的经济学原理，来阐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可能，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经济法的组成和体系。
【注释】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前引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第145页。
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孟子·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See D. K. Lewis, 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See Geoffery M. Hodgson, Economics and Utopia: Why the Learning Econom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Routledge, 1999, Preface, PXV.
表述参考了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5页。
See M. Olse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参见 邓峰：《合同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治理机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2003年。
对其他机制的探讨，可以参见 张维迎：《法律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R.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Eric A. Posner, Law and Social N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 前引邓峰：《合同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治理机制》。
有学者对此已经有梳理和批判，参见 史际春、陈岳琴：《从市民社会到经济国家——由民商法到经济法的时代跨越》，《中国法学》
有学者不加分析的说，“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石”，参见 马长山：《市民社会理论：法学现代化及法治研究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不知道这一论断从何而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是一个基本常识。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页。
参见 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Aristotle, Politics, Book 3, Chapte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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