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都应用同一种东西来度量，这种东西真正来说就是使用，它把一切联结了起来，如若人们什么也不需要，或者没有同一的需要，也就没有交换或统一的交换。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使用似乎是种把事物联结起来的东西。显然，倘若不在双方相互的，或单独一方的使用推动下，也就不会有什么交换……倘使现在没有需要，这个需要是在将来，那么货币就是所预期的交换的保证，因为只要带着它就应该得到所要的东西……货币作为一种尺度，可将一切事物公约，加以等价化”[86]。
而货币作为一种交换的方式，还需要计量的尺度不断发展。这可以理解为什么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如何紧密地和会计制度联系在一起。商业法律和民事法律的不同之一，就是在于来源于地中海的商法，和银行、货币、信用体系紧密相关；而经济法，则更和管理会计、公共会计等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基础会计的发展，促进了无形资产、信誉、商誉的法律体系，从而促进了交换（合同制度）的扩展[87]；而以衡量企业为核心的管理会计、公共会计的发展，则促进了经济法的发展，许多难以判断的财产价值可以得到衡量，这是得以实现经济正义的“货币”。如果企业的价值我们不能正确地衡量，则只能采用“主观效用”的标准，或者说，采用大陆法系的“有体物”主义＋“交换中的意志自由”。毫无疑问，大陆法的有体物主义，是大陆民法的核心立足点，而这更多地和土地私有制度相联系[88]。这也是民法和商法经济法精神如此迥异的原因之一。法官不能判断交易中所包含的“价值”的多少，许多工业产品中不能判断其“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双方的意志自由，在古代法律中，法官可以根据“共同良心的义务”（common calling）的权力和能力丧失了，实质正义难以实现了，因此而走向了程序正义。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东西我们很难用货币来表示，比如知名度、商誉（好的名声，good will）等等，或者说难以被计量的，难以找到亚里士多德“法币”的东西之间的比较，如何解决？从法国经济学家杜伊普特开始，采用两个概念来表示：边际和替代。由此，希特勒宁要大炮不要黄油；孟子说的舍生取义；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都是可以用来作出经济学的分析，这意味着经济学处理的是“选择”，而不是局限于生产、消费、流通。当然，最早的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的政治观念的经济学体现，比如“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这些痕迹在今天仍然存在。从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开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庸俗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丢掉了“政治”两个字，从而放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89]。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存在着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学中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是“普适化的”，认为可以达到一般均衡，这和传统法学认为可以实现一个“形式正义”是一样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忽视了制度的成本，换言之，采用什么工具来达成目的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提出。换句话说，他们总是在考虑多少土豆可以变出更多的薯条，但是忘记了炸薯条机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忘记了不同的炸薯条机、切薯条机的效率是不同的。
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虑，应当既包括对土豆的认识，对薯条的认识，还要包括对工具的认识；法律也是如此。不同的法律规则，不同的法律制度，达成同一个正义的目标，会有不同的效率，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种差异会更为明显。这就是经济法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所在，第一，你必须回答法律和其他的社会治理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法律更有效率；第二，你必须回答采用经济法为什么比其他方式更好；第三，在经济法的不同理念之中，那一种更有效率。因此，当我们考虑如何实现实质正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考虑不同机制的效率。
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效率，体现在各个法律部门之中。经济法更强调合作，考虑整体的利益增加，是“做大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相比之下，民法的物权总是试图要分割财产，不落实到个人手中决不罢休。在各个部门制度中，比如政府采购，强调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国有资产管理，体现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然具体如何操作，有可能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反倾销制度中的国内产业发展；反垄断制度中的竞争原则；公司制度中的公司价值最大化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效率和效益有着微妙的不同，一些不熟悉经济学的学者更强调法律的效益观[90]。这一方面可能是法学学者对经济学的误解，认为经济学家就是“唯利是图”的人，而法学家则是“寓于义”的君子，效率更强调经济利益，而效益更强调社会性；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了，运用替代和边际，非经济生产行为一样可以进行分析。另一个方面，可能是法学学者在谈到效益的时候更注重总量，不过，这也是不对的。效益更多的是量的概念，比如中国的GDP是美国的多少分之一；而效率则是比例的概念，考虑效能，中国取得的增长耗费了多少能源、劳动力和原材料。显然，效率更为合理。
但经济法所追求不是个体效率，而是公共利益得到体现的社会效率。目标是广泛的，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等，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可持续发展”、“国家能力”。这和经济学也是一致的，许多对经济学存在误解的人，总是认为经济学是个体主义的利益、效率至上，这是错误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说“每个人在追逐个体利益的时候，其结果是社会利益得到了促进和发展”，其重点是后半句，“人人为自己”，不过是一种手段。
社会效率是社会本位的判断标准，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实质正义也是社会本位的表现之一，在经济法中，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率两者是重合的。
九、效率、平等和正义：义利之辨
效率和平等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冲突[91]，这毫不希奇，对于经济学而言，全部理论都在反覆地证明，对不同的产品确定不同的价格才是最优的。同时，效率和人权也会存在着冲突，人权是个人的“德性”决定的，而效率则是站在社会或者集体的角度上来说的，这必然也会发生冲突。
经济法的许多制度都体现了效率对平等的冲击，为什么要保护消费者呢？还要制定一个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很多的不平衡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对生产厂家的歧视，而这是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没有任何人施加暴力和胁迫；为什么要采用经济规制来限制许多企业的行为呢？企业的兼并、收购常常受到政府的反对或者赞成。微软试图收购Intuit公司，而美国司法部反对导致收购流产[92]；得到了国防部的支持，从1992年开始，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兼并成三家[93]。在这些不同做法的背后，仍然是“歧视”。更不用说反垄断了，大企业就一定是坏蛋吗？扶持民族产业，实行市场准入，外商进入中国产业的鼓励和禁止，这些不都是各种各样的歧视吗？但这些都是效率的不同体现。
为什么要歧视？这首先要问为什么要平等？是因为人人生而平等吗？但不可能，我们一出生就是不平等的，身高、肤色、国籍、民族、性别、身体健康与否等等，可以无穷无尽的数下去。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平等不过是一种形式正义，而需要借助于人权的概念，但人为什么有这个权利，而没有哪个权利呢？在对不同的权利的选择之中，仅仅依赖于平等和人权显然缺乏一个标准。这说明我们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实质正义，而当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正义的标准就和效率发生了重合。
之所以两者会发生融合，是因为效率如果是社会的，长期的，就会和正义相一致。当一个人注重短期利益的时候，才会和正义发生冲突，法律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守信呢？因为讲信誉才能得到长期的利益。一个守信用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交易，更好地改进自己的福利状况[94]。而许多的正义，实际上都是在长期的社会博奕中演化出来的，而遵守这些博奕规则，才能得到更好的社会效率。
事实上，正义和效率的关系，中国2000年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始终是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很好的答案的，这就是历史中著名的“义利之辨”。
义利问题，尽管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无非是角度的不同，或者说是使用的概念的不同。儒家所指的利是个人的利，短期的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95]，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96]；荀子进一步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乱世”[97]。而墨子则言利，这个利是“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98]，墨子的利，是公利而非私利，是天下的利，因此，“义，利也”[99]。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的全部，当把利放在公利、天下之利的时候，和义就是吻合的，比如反对私利的董仲舒，也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100]。程颐则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101]。“赵景平问：子罕言利，所谓利者，何利？曰：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矣安处便为利”[102]。最典型的则是《周易·文言》的“利者义之和也”。
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类似朱熹、陆象山等等，都将义利之辨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因为这涉及到正义的核心问题。而他们的结论，和我们今天的social norm、法律经济学对此的探讨是一致的，当然也和我们的经济法一致的。
不仅仅他们和经济法是一致的，古代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准确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法币”，作为一种等价物，将一切连接起来的法律创造物，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使用”、“法币”，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是我们所说的正义。
我们常常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如何如何地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度量衡是一种标准，而现在中国的手机标准，也是一种，进一步说，货币也是如此，互联网的协议也是如此，而这些标准就是一种法律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短期内，采用哪种标准是一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谁的“权力”大，谁的影响力大，谁制定的标准就会最后被采用，包括法律规则也是如此；但我们如何知道中国人制定的手机标准，别人会不会采用呢？我们要在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在短期的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权衡。美元主导着世界的货币体系，为什么大家都和美元挂钩呢，或者大量地持有美国的货币呢？一方面，这意味着美国的政府对货币的态度比其他人负责任，如果美国政府天天印钞票，为了短期利益，大家就不会手持它的货币了；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来说，持有美国的货币要比持有欧元、卢布，或者是人民币乃至越南盾要有利。没有人相信，美国货币是美国权利的必然产物，在这场国际货币的博奕中，长期利益就是正义。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个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