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在根本上是一个
公司法的定位，甚至是存废的问题。“合同连接体”理论，强调公司作为一个契约的特性，
公司法的功能就是授权性的［enable］，在某种程度就是财产权和合同理论的延伸；而与之相类似的，则是产权理论，公司是股东财产的延伸，公司的控制权是核心要素。在这背景下，法学界则将其用财产权理论来解决，大陆法更为狭窄的物权理论——有体物理论，更是将公司看成是“集合财产”。这种概念上的混用，导致了法学理论的混乱，诸如争论股权的定位问题。在
公司法第
四条的“法人财产权”的争论中更为明显，乃至于有学者解释财产权应当是权利束。事实上，将其理解为权利束，等于没说，因为所有的实体性权利都可以被看成是一束权利，这种观点是一种偷换概念。
在事实判断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视野，产生了反对“内部人控制”是否应当成为
公司法的主要目的的争论。当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多的争论。许多学者指出了家族企业，以及董事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以及期权等激励，否认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而相当多的学者则是站在价值判断的立场上，认为法律的目标应当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进一步将这一目标上升到极端的立场，凡是小股东的，就是对的，正当的，凡是控股股东就是坏的，恶的。在公司治理理论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理论之后，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冲突进一步涉及到公司的目标问题。
公司的目标关切到会计法律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公司价值最大化还是股东价值最大化？[39]在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商业伦理的今天[40]，以及非营利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日益增多的今天[41]，会计责任［accountability］应当是指向股东还是指向公司？董事的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是什么，是对公司有利还是对股东有利？对企业的性质的这种定位，还会涉及到税法中对公司双重征税的争论，如果公司仅仅是合同的连接体，那么对公司双重征税的依据何在呢？[42]最近的研究指出，双重征税显然是树立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的，如果不对公司实施征税，那么公司的管理者将面临被迫分红的境地[43]。
然而，公司性质的争论，之所以重新成为焦点，是由于企业并购和反垄断法中出现了规则的冲突[44]。为什么在资本市场中，在80年代的第4次和第5次兼并浪潮中，如此狂热的购买企业，而不是购买资产呢？这必然意味着企业的总体价值大于“财产集合”的价值。导致这种价值升级的是什么？控制权是公认的答案。同样，在今天的中国
公司法命题中，也出现“控制权溢价”[45]的命题。
企业、公司乃至于组织，和“集合财产”的区别在于其隐含价值［hidden value］，其一加一大于一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来源于哪里？显然，将公司看成是集合财产的观点，是因为受到了“平等的”、“抽象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在民事法律中，并不存在任何“权力”的观念，权力的价值也无从体现，控制权溢价、企业的整体商誉价值等等也不能得到法律的确认，从而由公司的集中控制而导致的“集合的财产”大于“财产的集合”的观念并不能得到正确的法律规则反应。显然，控制一个公司和控制一堆资产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董事的责任和权力应当指向谁？
公司是一个财产还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客体还是一个主体，争论的核心还在于：公司的控制者，其权力应当是指向谁？这当然也会涉及到实然和应然的区分，公司是否在实际上被控制在董事手中，
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不是要如何克服“内部人控制”？
显然，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中的态度，对实然的态度是承认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而对应然的态度，则是法律规则和公司治理的目标设定为“维护股东的利益”[46]。而在现实的
公司法司法实践中，则由于case by case的审查方式，导致了许多不同的处理模式，也涉及到两种路线的斗争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如果公司仅仅是合同的连接体，或者说，是股东作为所有者的完全产物，是股东之间的契约安排，而其他的主体，包括债权人、劳动者、高管人员等等，均属于可以按照合同安排获得合同中的权利的人，公司的董事和高管人员就不应当享有任何“独立的”权力，而必须为股东利益而工作。这就是诚信义务［fiduciary duty］被强化的原因。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股东行动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与此紧密相关[47]，克服内部人控制成了法律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题。在这种思路下，董事不过是财产的监管人和受托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其义务的核心。
而如果公司是一个实体，公司独立于股东，由此董事和高管人员不仅仅是股东的受托人，还应当是公司的核心权力来源，特别是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法律中。董事和高管人员事实上在控制着公司，这是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大股东中心主义相结合的趋势，而这种“权力”能不被法律承认吗？股东的盈利意图往往被公司制度和“诚信义务”放大到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当强调公司的商业伦理、“善良市民”、社会责任等诸多主题的时候[48]，董事的权力行使，就会和“盈利性”的股东意志相违背。由此，董事的责任逐渐变成了“经济法上的责任”［accountability］，即公共责任和会计责任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