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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三者并不是等价的，它们并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划分的。这带来了诸多的理论困惑，在进一步的梳理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版本的解释。其实，这种三元论，不过是一种归纳而已，许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划分[3]，比如（1）公司实在论［corporate realism］／扩展的否认论／拟制论／拟制论；［Maitland提出］（2）公司人格实体论／主体权利论／拟制论［Hallis提出］；（3）基尔克的实在论／耶林的否认论和布雷兹［Brinz］的目的论／萨维尼的拟制论［Derham提出］；（4）人格理论／团体理论／创制物理论［creature theory］或者特许理论［concession theory］。
三元论的总结显然混同了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每个理论都并不是站在法律规则的分析上进行的，而是站在对公司的实体化认识基础上的。显然，这三种归纳都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多元化的组织模式。对这种三元论奉为经典，并试图在此框架内来硬生生套在公司和企业之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概念法学的延续，这是因为对这种法律解释为主体的法学而言，没有概念就没有起点[4]。
拟制说最早起源于教皇伊诺生四世［Pope Innocent IV］，其本意在于，公司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但其人格完全是国家或者法律拟制的，因此，其灵魂不可能得到救赎。这一理论被萨维尼所发展，并被大陆法系所发展。但萨维尼的理论其实更接近于特许理论，即法律先于公司，强调公司的人格是法律赋予的产物，任何非经法律确认的，都不会享有主体资格。这种拟制理论，其实更准确地应当称之为特许理论。在历代法学家中，均是一脉相承的。科克在1613年声称，“（法人）仅仅是一种抽象存在［abstracto］……法人[5]……是看不见的，不朽的，仅仅取决于法律的正当解释和考虑”[6]。
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在《英格兰法评论》中指出，“在私法法系，法人可以完全通过法律［act］来创立，通过其成员的自愿联合，只要这种契约并不违反法律，否则是一种非法社团……但是，在我们英格兰，任何公司的设立，都需要国王无论是明示还是默示的同意”[7]。显然，拟制论强调的是主体的合法性，其目的主要是控制私人结社的自由程度和市场准入。这在早期拟制论中，带有明显的痕迹，而这种法律对主体资格的确认，是国家或者法律藉以控制公司成立、控制组织和融资方式的一种方式。拟制论和特许理论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和公司成立制度中的特许方式，是一致的。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公司在无数的法律书籍中，是一个虚拟的人［artificial person］。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法律实体，和一个人一样，可以起诉和被诉，拥有财产，以及进行商业交易。和自然人不同，公司可以在任何一个成员死亡后仍然存在。其生命开始于其章程，在章程到期之后终结……章程是统治者的权威授权，该授权界定了这一实体权力、权利和义务。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任何人只要填上一个简单的表格，支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获得组建公司的章程，开展公司业务。但在19世纪的早期，立法机关则一个一个的根据条例来发放授权……1800以前，大多数的殖民地法人是教堂、慈善机构、城市或者自治社区”[8]。在达特茅斯学院案中，大法官马歇尔沿用了拟制论和特许论，其表述是非常明确的，“公司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的，无形的，仅仅是在法律的思考［contemplation］中存在的……一个公司被设立的目的，通常是政府希望促进的那些。他们被认为是有利于国家，这种利益构成了其对价，在大多数案件中，唯一的对价就是授权”[9]。
很明显，这是传统法人理论的延续，拟制论导致了如下的结果：
第一，公司的成立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或者有权机关的确认，从而获得法律对组织的主体能力和资格的确认。这在马歇尔的表述中最为明显，即“对价为授权”；
第二，章程的自治性类似于合同，是保护公司自治的“外壳”，公司通过获得“法律”的“特许”，而获得自治和存在的根本；
第三，公司可以独立的、永久性的存在。
特许理论随着法人组织的主体从大学、财团、慈善机关到商业性企业的兴起，随着法律的非歧视性以及法律实施中的法典化而发生变化。随着1855年英国的有限责任法颁布，私人可以自由地结社，公司登记变成了“准则主义”，因此，“拟制”、“特许”变成了由国家颁发执照或者确认章程的程序化行为。这种确认章程的拟制行为，以公司登记为核心，变成了公司通过登记行为，而获得“授权”对价，但这并不能阻挡国家或者法律对公司的监管。
拟制论和特许论的核心，是法律先于公司，只有获得了国家或者法律的帮助，公司才会存在，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和能力。进一步推论，公司的能力、资格，以及公司的性质，应当通过法律来界定，无论是“逐一的”［case by case］的“特许”［concession］，还是准则主义的现代商业公司制度。这种对待公司的态度，在法律规则中被灌输了更多的公共政策——如不同种类的公司可以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在法律规则中抛弃了形式化的“意思自治”之后，在法律更多地考虑实质性的对价的同时，就会遭遇困境。比如，非盈利性的合作社和盈利性的公司，两者的税收负担、治理结构、劳动关系、决策规则都是不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是诚信义务还是社会责任［fiduciary duty or accountability］[10]更是不同的，而按照拟制论，对这种不同性质的公司的定位，仅仅是在公司成立的时候，依据登记和授权来认定，这就造成了严格的“公司名称”的控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拟制论和特许论就和“唯名论”没什么区别。换言之，公司的不同，在拟制论下，是根据登记和国家颁发的“执照”、证书，而不是根据公司的实质运作行为来认定的。这种弊端在中国法中暴露无疑，企业法中困惑于“假集体、真个人”，或者“假合资”、“假联营”的等等问题，本质上就是这种理论延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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