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本质的争论，究竟重要还是不重要？拟制论、否认论和实在论并不能告诉我们答案，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拿一个来反对另外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关公战秦琼”。从根本上来说，是来源于我们没有区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和法律调整，需要不同的目光，这不是取决于公司的本质，而是取决于法律或者说规则的目的[24]。而我们则产生了诸多的“虚假的”对立，比如认为公司否认论对管理中心主义持敌对态度；公司实在论则支持管理中心论，或者法人实在论就是要承认法人所有权，拟制体论就是要坚持股东所有权等等。事实上，真正贯穿
公司法的历史的争论，并不是拟制论和实在论之间的冲突。
二、真正的争论：财产还是人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公司法的进化历史，可以构成1855年之后商业
公司法出现之后的
公司法发展的典型代表。这和美国社会，特别是公司历史的自然演化是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国家，即便是包括德国、法国等先进大陆国家，在
公司法上，由于产业升级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行政性指令较多，而本身历经战争，其法律制度并不典型。
公司法律规则的变化，其主导性的争论，并不是拟制和实在之间，而是在于如何对待公司之上：财产还是实体［property or entity］？[25]这种争论在我国也不例外，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公司是股东的财产，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几乎是公司法规则的不同选择，公司理论争论的全部。公司是私人的融资工具，还是独立的市民？私人的融资工具就是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的工具，董事和经理人员就是股东“手臂”的延伸，这是所谓的股东利益导向模式［stockholder］[26]，在我国著名的“法人财产权”争论中，也表现为强调股权应当归入所有权的论点；
公司法的核心目的就是保护股东的利益，而董事的责任也表现为不过是股东的代理或者工具，其必须最大善意地为股东的利益而服务，一切的权利义务配置都应当以股东的意志或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法的模式就是“财产模式［property model］”，公司被看成了财产。而在实体模式［entity model］，
公司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最大化公司本身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纯粹的股东的意志和利益，董事是公司的雇佣者，而不是股东的工具。这一理论在我国也颇有市场，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正宗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模式外[27]，在法律理论中则和法人实在论结合在了一起，强调公司对其财产应当拥有完全的所有权[28]。不过，正如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国法学界存在对实在论的误解。
这两者之间的争论是如此重要，直接影响到了不同法律规则的选择，而这种法律规则上的冲突，和拟制论、实在论那种在人格上的争论，脱离现实的争论不同，它甚至是
公司法理论的全部争论所在，甚至包括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体现在：
第一，公司的控制权究竟在谁手中？
这一争论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层面，首先是公司实际上被控制在手中？公司应当被谁控制？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公司实际上被控制在谁的手中，在1932年，伯勒和米恩斯发表了《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指出“这个国家有近似2／3的产业财富，从个人所有权，转移到了大型、公开融资的公司，从根本上改变着财产拥有者、工人的生活，以及财产的占有［tenure］方式。控制权从所有权中分化出来，随这一进程而来的，必然是涉及到社会经济组织的一种新形式”[29]，由此“两权分离”成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伯勒和米恩斯认为这是一个财产形态的变化，当然，对其的批评也不绝于耳[30]，甚至许多学者认为其对事实的判断错误的[31]。
显然，如果公司的控制权仍然控制在股东手中，公司不过是一个工具，正如法律经济学学者，特别是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公司是一个“合同的连接体”［nexus of contract］[32]；而如果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经理和高管人员手中，公司就具有独立的意志，不同于股东，法律有必要区分名义上的公司控制者［股东］和实际上的控制者［董事，常常是控制股东］。
这场争论是旷日持久和激烈非凡的。“［企业］并不具有任何来源于法令的权力，不具有任何的权威，也没有任何纪律性行为，和普通市场中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合同之间，也没有任何最细微的不同”[33]，制度经济学中的这一“万能合同”理论，彻底了否定了法人的独立意志特性；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法甚至是不必要的，许多学者强调
公司法应当类似
合同法，其主要应当是“授权性法律规范［enable rule］”，避免法律更多地界入公司的内部关系，强调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34]。而在另一端，则是另一种声音，一些学者认为现实中
公司法，包括立法和司法，都已经放弃了合同理论，“不仅如此，公司——更为一般化的来说，企业——并不仅仅是一个层级组织，它还是一个官僚的层级组织。这意味着，在其他事物中，公司内的许多事务，是建立在官僚规则，而不是开放式的不断重新检查和重新谈判的基础上的”[35]。“合同主义的运动已经越过了顶峰，在几年前已经达到了其最高位。合同主义分析应当退回它在公司法律分析工具箱中的正确位置，恢复其作为一种分析性工具的本来面目”[36]。许多
公司法上的案例，由于采用了逐案审查case by case的方法[37]，导致双方各自都有大量的判例作为支持。在这两者之间，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科斯《企业的性质》中的“立场模糊”，他并没有界定企业究竟是什么，但是显然科斯是明确提到了“企业内的权威指挥”替代了“市场中的合同”[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