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种反思，拉氏强调了在法律诠释中借重诠释学方法之必要，认为法学方法论的要旨，就在于以诠释学的方法来反思、批判法学现行的法秩序。
有关“法条的理论”，既是该书浓墨重彩的内容，也是拉氏有关法律诠释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拉氏除了论述有关法条的分类和构成之外，还着重论述了把法条适用于事实的具体方式，他将指命名为“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是一个“完全的法条”，小前提是事例（具体案件事实）被划归于法条要件之下的过程；结论则是该具体案件事实应当被赋予其所属的法条的法律效果。与法条及其适用的理论相联系，拉氏还论及有关案件事实的形成及法律判断问题。在此，拉氏仔细地论述了将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即把案件事实适用于法条的具体过程：
第一、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对于事实上发生的事件（实际事件），判断者需以法律用语表达之（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并且这种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应“恰当地反映了事实上发生案件事实（=实际事件）”，当然，这一过程的起点往往是“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会包含一种足以引发法律问题的‘核心’。”但是，“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只容接纳在实际事件中有根据的部分”。另外，他特别强调，作为对方法论的分析，“有必要分别观察这个彼此相连的过程之个别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说：“规范适用的过程（同时也是规范具体化的过程），始终都可以被区划。”
第二、选择形成案件事实之基础的法条。即“判断者以‘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为出发点，将可能可以选用的法条一一检视，排除详细审视之后认为不可能适用者，添加经此过程认为可能适用的其他条文”；“作为陈述之案件事实之终局形成，取决于可能适用于该事件之法规范的选择，而这项选择却又一方面取决于判断者已知的情境，另一方面取决于他对于——案件事实所属的——规范整体之认识如何。 ”
第三、必要的判断及其类型。拉氏认为，判断者（通常是法官）对案件事实所作的必要判断，乃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法律适用的重心不在最终的涵摄（引者按：即将‘特定案件事实归属某一规范的构成要件’），毋宁在于：就案件事实的个别部分，判断其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中的各种要素。 ”那么，判断的类型又有哪些？他提出了四种判断类型，即（1）“以感知为基础的判断”。“关于事实的陈述，通常以感知为基础。判断者以自己的感知，或者以告知此事之人的感知为基础。个别的感知会以日常经验为据而连接成一些观念形象，后者可用来指称前者。这中间已经包含了一种‘注释’。”（2）“以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为基础之判断”。拉氏认为：“大部分的人类行为是目的趋向的作为。我们之所以能理解这些作为是基于我们由自己，或是由他人而得的经验。因此，除了对身体动作，以及因此所致的外观世界之改变的感知外，在很多情况，还必须对有目的取向的事件作一注解乃可。”（3）“其他藉社会经验而取得之判断”。除感知外，对特定事实是否为法律构成要件，还需借助社会经验。法官通过自身行为（直接的）、或者通过法律注释书（间接的）获得一些经验法则，它们可以帮助法官进行判断。只要该经验法则未改变，则法院和法官会一直秉持之。因为它可保障法律适用之公平。该种法则，在功能上类似于法条。（4）“价值判断”。这是一种最复杂的判断类型。它是指当一般的经验法则缺失不存时，判断者就需以法律规定的观点为据，来比较、衡量诸种事实。在案件事实被涵摄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前，就需对案件事实做价值判断。虽然价值判断具有判断者的主观取舍特征，但它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每个合理的人都会认为值得追求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善’……凡行为之能助长或维持此种或彼种‘善’者，我们即予认可，反之则不予认可。”认可与否，虽可以是伦理性的价值判断，但倘若其取向特定法律原则，则为法律性价值判断。在这方面，“法律家胜过——作类似尝试的——伦理哲学家，因为在法秩序、
宪法以及被接受的法律原则中存在一些有拘束力的评价标准。 ”另外，拉氏还强调在这些判断之外，法官还会有继续判断的余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裁量”。但拉氏认为，该自由裁量之空间，应尽量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