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
Discussions on Building up the Unified Public Laws
袁曙宏
【摘要】近代公法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至20世纪以后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成熟性和整体性。随着公法的全面崛起，传统上按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公法学等部门公法学科对公法进行分散和分割研究，已明显不适应现代公法发展的需要，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对各部门公法进行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势在必行。本文在对建立统一公法学的必要性进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统一公法学要以整体公法规范、共性公法特征和一般公法规律等为主要内容确定研究对象，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形成理论基础，以公共权力这一元概念及其派生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为主体确立范畴构架，以对公法研究成果的系统整合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从而对建立统一公法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以期填补统一公法学这一学科空白。
With the past two - three hundred years’ development, the modern public laws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mature and integrate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raditionally, the dispersive and intersected public law researches were ground on the sectional public laws like Constitutional laws,administrative laws, criminal laws, procedural law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s etc. Nevertheless, with the all-around emerging of public law,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way canno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modern public law.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us to build up a kind of moderate unified public laws between the laws and the sectional public laws, so as to do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various sectional public laws. Based on the in-depth argumentation about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up the unified public laws, this paper further put forwards that, to discuss in all-around way about the main problems of building up the unified public laws and expect to supply a gap for it, the unified public laws should define its studying object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ontents of integrated public law criterions, common public law features and general public law laws and so on; form its theoretical basis on the lin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ublic power and the citizen privilege; establish its category structure found on the conception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derivative core and basic categories; and build up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integrity of the public law research results.
【全文】
公法开始成为国内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应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从公元3世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创公法概念[①]以来，公法历经中世纪的湮没、文艺复兴以后的甦生和近现代的崛起，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既命运多舛，又复杂多变，其内容在不同的时代、法系和国家差异很大。让人颇为费解的是，公法的概念是什么？公法有何重要功能？公法包括哪些法律部门？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法学家们一直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答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世界各国竟然普遍没有对整体公法规范进行综合研究的统一的公法学科，甚至连“公法学”一词也鲜有提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公法著作，一般均是在公法名义之下对
宪法行政法进行研究[②]，而不是对
宪法、行政法、
刑法、诉讼法、国际公法等典型的公法部门，以及经济法、社会保障法、
劳动法、环境法等具有较强公法属性的法律部门的共性现象和共性规律进行研究，此类公法著作如冠以
宪法行政法之名也似无不妥。仅见的几本被命名为“公法学”的著作，内容实则是专门研究一些部门公法的文章汇编或心得札记[③]，而不是系统研究整体公法规范的“公法学”著作。无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复杂，建立一门统一公法学有多困难，公法研究的这种落后现状正严重制约、阻碍公法的整体协调发展确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实践的迫切需要和理论的严重滞后，笔者愿以这篇拙文首先振臂一呼：应当进行建立统一公法学的尝试，应当对统一公法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范畴构架、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应当在法学界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以填补统一公法学这一最大的学科空白。
一、现代公法的崛起要求建立统一的公法学
公私法的划分虽然发端于罗马法，但罗马法的本质是私法，公法没有也不可能在古罗马这样的奴隶制国家真正得到发展。近代意义的公法形成于18、19世纪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国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强力推动，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权力制约、宪政、法治等原则和制度得以确立，
宪法、行政法等新兴的法律学科应运而生，诉讼法、
刑法等传统的法律学科得到脱胎换骨的发展。在德国则似乎具有更多的实用主义因素，伴随着“从封建专制国家向具有专制和民主因素国家转变”[④]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民族统一国家，客观上需要并推动着公法的发展。[⑤]自此，公法开始从私法的附属地位中挣脱出来，公私法的划分真正成为大陆法系的内在结构，并对英美法系和其他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⑥]到了19世纪末，尤其是在整个20世纪，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发展和巨大扩张，现代公法的地位、作用、功能和结构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变化。
（一）现代公法发展日显其重要性、成熟性和整体性
公法日显其重要性，这是现代公法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当代法学家E·博登海默有一句十分精辟而深刻的话：“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驾驭自然，而法律让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只要思考和回顾一下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艰难历程，就不难对博登海默的这句话产生强烈的共鸣。人类驾驭自己的法律有驾驭平等主体之间私权利的私法和驾驭国家公权力的公法两大类型。虽然从人治走向法治要靠私法和公法的共同发展，要靠私法和公法的共治；但是从根本上说，“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⑦]这也是古罗马之所以私法发达、而公法徒有其名的本质原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公法从根本上决定着法治的实现程度。法治本质上是公法之治，是驾驭公权力之治。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乃至于现代私法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公法的推动。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经指出：“政府的合法目的是为某个社会的公众去做任何他们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仅凭他们各自单独和本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⑧]一百多年来，政府的这一目的没有改变，但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范围却有了根本性变化。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描写的那种“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⑨]的田园牧歌时代已经结束。垄断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出现，要求政府全面和能动地介入经济和社会管理。公权力活动领域的扩张及其向私人自治领域的渗透，推动着公法领域不断扩张。凡公权力所到领域，均是公法所要规范的范围，公法数量成倍增加，公法领地日益膨胀；公法不仅早已冲破私法形成的强大场力，而且不断介入传统上属私法自治的领域，呈现出公法不断加强、私法相对缩小的格局和态势，以至有学者甚至指出：“对于一种社会的法律秩序来说，私法只应当被认为是一个仅具有暂时性质的且日益缩小的个人能动领域，她暂时还残存于无所不涉的公法领域之中”。[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