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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日显其成熟性，这是现代公法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标志。公法的成熟程度，从根本上来说，既决定于宪政体制和法治精神的成熟程度，又决定于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现代公法的日益成熟突出表现在对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法律调整逐步完善。从调整的范围看，现代公法既跳出了对私权绝不干预的无为政府模式，又没有落入对私权全面干预的全能政府模式，而是确定了对公共权力既监督制约又保障激励，对公民权利既严格保护又防止滥用，对政府与市场既划清疆界又动态调整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模式。从调整的过程看，现代公法越来越重视国家与公民、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互动，国家与公民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公法在功能上兼顾了自由与秩序，在价值上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在利益上兼顾了公益与私益，正当程序、公民参与、公开透明、法律救济等原则和精神在公法制度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原则和精神被引入了公法领域，甚至和解也成了有效实施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灵丹妙药，美国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刑事案件占全美刑事案件的90%左右[11]就是明证。从调整的手段看，对公权力的控制手段和技术走向多元，已由从传统上多侧重于权力源头控制和事后控制，走向了从权力授予到行使和监督的全过程控制，从重实体控制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控制，从以机构控制为主转向机构、人员和体制的全方位控制，从重外部控制转向在外部控制之下的内外共治，从重权力的强制行使到行政合同、行政奖励、甚至公共服务市场化[12]等非强制手段的广泛兴起。此外，各国公法也开始注重对他国公法制度的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开放的公法结构加快了世界各国公法趋同的可能和成熟的速度。
公法日显其整体性，这是现代公法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标志。公法规范的整体性，从根本上决定于公共权力的整体性。近代公法形成初期，一方面由于害怕行政权专横，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使其相互分立和互相制约，国家的整体权力被人为分割；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公权力所面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相对简单，一般无需各种公权力协同解决某一现实问题，甚至只需要公权力依法自守，无所作为，经济和社会就能自发发展。公权力的这种分割性，无疑导致了公法规范以各部门公法为轴心的分散性。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为国家权力的大幅度扩张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出现了公权力之间相互交织和公权力协同运作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双重现象。
公权力的相互交织突出表现为每个国家机关专有权力的丧失和权力界限的淡化。洛克时代由代议制机关行使具有最高性的专有立法权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即使是凯尔森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创造一般规范只是例外”[13]的主张在现代也显得十分武断。司法立法司空见惯，行政立法更是狂飙突起。行政机关还越来越多地涉足各类纠纷的解决，与法院共享司法权。甚至以多数民主为基础的立法权至上的观念也受到怀疑。在此背景下，长久以来对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持排斥态度的欧洲诸国，也大胆地建立起了欧洲风格的违宪审查制度，开始实施对立法权的审查。[14]
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国家开始动用多种权力并以多种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制定规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别运用行政、司法手段协同解决某一社会难题，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公权力之间界限的淡化、相互交织以及公权力的协同运作，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某一种权力为中心设计和构建部门公法的局面，而代之以整体和统一的视野审视和规范公权力。如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分享立法权，以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享司法权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构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配、行使与监督机制，以建立统一协调的立法、司法体制和规范体系。而以多种权力、多种手段共同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既要求公法规范之间必须统一协调和相互呼应（如刑事、行政、民事三大制裁手段的协调和呼应），又要求制度设计必须相互衔接和相互借鉴（如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和借鉴，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的交互运用）。所有这些，都使得公法规范呈现出越来越向整体化迈进的趋势。
（二）对公法的分散和分割研究不利于现代公法的发展
公法及公法研究的理念“源自高高在上的国家理念”[15]，解决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所造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重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对等性，[16]保持公共权力控制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公法研究最重大的时代课题。在公权力运行的社会条件和结构体系正发生深刻变化，公法越来越具有重要性、成熟性和整体性的背景下，公法研究的视野和方式应当有一个重大转变。
现有的公法研究格局和公法学科体系，基本上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为防止行政权专横，而实行形式上极为严格的权力分立结构的产物。权力分立结构虽然意在强化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但对各类权力不同性质的片面强调和防止权力交叉的过分重视，无疑加深了不同权力之间的隔膜与对峙。以研究公权力运行及其规范为基础的公法学科，在近现代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深深打上了这种制度的烙印，带有浓厚的自立门户的色彩，表现为某一门公法学科基本上以解释、分析和研究某一特定种类的权力运行规律和规范特点为对象，并逐步深化到把某一环节或某一领域的公法规范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构筑各自的学科疆域。
毫无疑问，对公法规范予以分门别类的研究，可以不断实现公法研究在某一局部的深入和突破，推进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化和精细化，从而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解释某一部分公法现象，总结和把握每一类公法规范的特点及其运作规律。但与此同时，日益强化的学科界限和相互分割的学科结构，却造成了各部门公法学科独自发展、相互分离、整个公法学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公法学者的视野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孤立的领域之中，各个公法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正在逐渐演化为相互之间的疏远、误解乃至对立。在此局面下，分散和分割的公法研究往往难以超越各部门公法学科的研究一隅，很容易造成研究者盲人摸象式的主观武断，或者跳不出学科疆界的固执偏狭。公法整体研究的缺失和空泛，不仅会阻碍部门公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突破，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分割、封闭的公法研究难以把视野聚焦于整体公法规范、整体公共权力和整个国家机器，忽视了各部门公法之间的共性特征和内在联系，切断了整体公法现象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之间的深切关联和相互依存，割裂了整个公法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内在运行规律；因而既不利于对公法规范整体结构和共性特征的全面把握，也不利于对公法现象和公法规律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从而将严重阻碍新世纪公法（学）的发展。
（三）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势在必行
对公法规范进行整体性研究，并非要取代现有的各部门公法学科，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各部门公法学科；并非要削弱公法学的现有研究力量，而是要进一步整合和提升公法学研究力量；并非要在各部门公法学之外独树一帜，而是要通过对各部门公法学科的综合，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科学研究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学科的专门化。随着劳动分工的精细和学科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对某一领域的不同问题从多方面、多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分支学科，学科呈现出越来越专门化的倾向。另一种趋势是学科的综合化。面对分支学科的林立，以加强各分支学科的关联性、形成支撑该领域的共同性理论为目的，从整体上对某一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17]
在法学领域，法学学科的结构不仅朝着符合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逐步深化的方向发展，而且在深层次上对应着一国法律制度本身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方向发展。随着法律规范的日益细密化和复杂化，法学研究的专门化趋势十分明显，部门法学不断增多，新兴的法学门类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法哲学、法理学和法史学等以高度概括的形式，从多侧面对法律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综合性研究。然而，在我国法学领域，尤其是在公法学领域，仍然存在着综合化研究十分薄弱且过于空泛的弊端。在公法制度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研究公法的诸多学科日渐繁荣。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公法学、立法学等公法学科不断成熟，甚至像证据法学等这类亚分支学科也大有迎头赶上之势。但是，公法却始终缺乏统一这些学科的综合性学科，甚至不存在基本代表私法研究成果的民法学这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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