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另外，中国人也是一个较少纯粹思辩兴趣的民族，很少做乌托邦的社会理论的系统思考。
13.有些西方学者，如与马林诺斯基齐名的布朗（Brown）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参见费孝通“文化：传承与创造”，载《中国书评》第7期，1995年9月。
14.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15.此意后来扭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是对顾氏理解有误。
16.如《吕氏春秋》、魏源《默觚》∶“治篇三”∶“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
17.《汉书·董仲舒传》。
18.《论语·为政》。
19.柳宗元“封建论”，《全唐文》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5876。
20.钱穆曾喻之为中国文明是一个人（种族）连续跑，而西方文明则是换人（种族）的接力跑，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断融入种族的“新血”，但无明显的民族更换。
21.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2。
22.李百药∶“封建论”，载《全唐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1447。
23.赵翼∶《廿二史劄记》，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页22。
24.见《严复集》第一册，“论世变之亟”，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
25.《系辞上传》第十章。
26.《公孙丑章句下》。
27.《荀子·赋》。
28.《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又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陈俊华：“论董仲舒的循环史观”，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6年6月号。
29.《论衡·实知》。
30.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些谚语也反映了这种历史观，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1.见《观物内篇》。
32.《观物外篇》。
33.《观物内篇》。
34.尼采亦有一“永恒轮回”的思想可资比较。尼采认为：世界是按照极其漫长的时间周期，即所谓“生成的大年”，周而复始地永恒循环的；这个周期因为过于漫长而实际上无法测量，但又是完全确定的；在这个永恒循环的过程中，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一生中的每个细节，都已经并且将要无数次地按照完全相同的样子重现，绝不会有丝毫改变。参见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页220。周国平并评论说：“我们必须把一切细节的绝对重复当作尼采纯粹个人的幻觉从这个理论中剔除，而仅仅观其大体。……这样，一个允许改变细节的轮回就为人的自由留出了余地，因为，从整个宇宙无限生成的眼光看，人的自由不正限于改变细节吗？”见页236。
35.“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时间”观念亦可视为是这种现代时间的一个变种或一个亚型。
36.见A·J·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载《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可参布克哈特反对近世“为无休止的改变提供正当性的证明”，见其《历史的反思》一书。
37.虽然一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是六、七十年，他却希望有一个千百年乃至数万年的进步图景来支撑其生命，并把希望几全放于尘世。
38.《汉书·董仲舒传》。
39.《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40.《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59。
41.《汉书·董仲舒传》。
42.一位思想史学者曾经推测其原因说：“我时常想中国（至少汉民族）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或重实利的）民族，所以她可以毫不在意地接受任何信仰（如三教并存，各种宗教与巫术并存，乃至再加上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其实正是由于她并不真正信仰任何东西。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一个信仰，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一个信仰，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14。
43.“封建”意味着分封，意味着权力分散，因而，如果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中央集权，不可能是君主一人“专制”，不可能是天下“大一统”。
44.海外包括西方学者的质疑，自然早已出现，并有种种有关中国社会历史的解释，如“官僚帝国制社会”，“治水社会”，“家产官僚制社会”，“宗法社会”等等。
45.请参见拙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二章：“‘封建社会’的概念”，以及代序“解释中国社会的另一种可能性”。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46.参见潘洪其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史论讨中‘封建’概念的演变”，载《学人》第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7.黄仁宇在其《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等近著中反复强调本世纪国民党改造了传统社会的上层结构，而共产党翻转了下层结构，中国大陆80年代以来的改革则是在重订上下之联系，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最终显示出一种宏观、长远的“历史的合理性”。
48.《儒教与道教》韦伯著 ， 洪天富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48。
49.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中将洪天富所译“家产官僚制”另译为“世袭官僚制”则更易产生误解，见其商务印书馆1995年译本。“家产”实际上只是指皇权，或可译为“家国官僚制”。
50.同上书，页46-47，55，63，171。
51.《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20。
52.同上书，页25-26。
53.也许正由于它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解释理论，所以它可以方便地与其他的社会解释模式结合，比如与“封建社会”的模式结合（例见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而它当然也能和“选举社会”的模式相容。
54.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版，页332。
55.甚至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说是已经独立地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引申出了一种自己的社会理论。
56.见“门第与帝权下的中国文官考试中取得的荣誉”，载《哈佛亚洲学报》10（1947），又“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载《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
57.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63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又见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R.Marsh:The Mandarin, The Free Press of Clencoe,1961.
58.我最近读到了贾志扬（John Chaffee）著《宋代科举》(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他认为：科举考试的制度化及其广泛运用主要出现在宋朝，因此宋朝可谓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取向的社会，他说他试图阐明这个考试取向的社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继E.A.Kracke指出科举考试推动了社会向上流动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考试具有连接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意义。其作用涉及；皇室的目标、官僚人事安排、社会地位、地方士绅社会的形成、地区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和作用的变化。他并且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在欧洲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但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於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着关键作用，而这一特征正是发源於中国而并非西方的。得西方耶稣会士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但考试取向的社会有一个令人困挠的“应试教育”的问题。
59.可参见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
60.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页120-121。
61.见泰洛德∶《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页2。
62.参见Bogdan W. Mach and W.WesoIowski: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Routledge & KeganPaul,1986.作者试图沟通马克思与韦伯，以他们的共同点为起点，将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与社会流动的研究结合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