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中国并不缺乏有关社会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分析和描述（使用的当然并非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概念），甚至也不乏有关社会起源的理论，先秦时期荀子、墨子、孟子等对此早已有精到的论述。13 在古代中国，纵向的历史意识极为发达，相当缺乏的主要是社会变迁和变革的理论，再加上没有一种空间的展开，没有可资比较的对象，一种横向的、比较的“社会类型”的概念自然就不容易从内部产生。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先来注意古代中国人所使用的类似于“社会”的概念，如“群”、“世”、“天下”等等。其中“群”与“独”相对，较多地用来说明社会的起源，如荀子的“明分使群”。“世”则类似于一个历史时代下的社会概念，如《商鞅书·开塞》说∶“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子·五蠹》也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不过，在此我们想特别注意一下“天下”这一概念。
“天下”最直接的意思是指在天之下的大地（古人以为地在天之下），是指“世界”，但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还只是中国，因而“天下”自地域而言是中国，自人民而言是百姓，且非贵族的“百姓”，而是“编户齐民”的百姓。它常和“天子”和君主乃至和君臣相对，也就是说，意味着和政治、国家相.对而言的“社会”。此一区别在顾亭林一段著名的话里表现最为明显。他说，易姓改号只是“亡国”，人无仁无义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是“亡天下”，“保国”只是君臣、肉食者的“责任”，而保天下才是所有人的责任，亦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4 “保国”与“保天下”当然有联系，但顾氏在此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而非联系，对两者间的联系他只提到一句“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也是强调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和优先性。15 古人并常上以“天”、“天命”，下以“天下”、“民”、“百姓”形成对“天子”（君主权力）的某种观念上的制约，认为天之设君并不是为天子一人，而是为天下所设，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16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所理解的“天下”是相当单纯一贯的，如董仲舒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17 而对三代及其之后，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8 而对秦汉以后变化了的中国社会，柳宗元仍然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19 我们今天对任何一种制度及社会的未来，都不敢再有这样认为其不会大变的信心。古代中国确实有一种数千年一贯的连续性，不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种族基本上没有改变，20 其政制，思想、信仰和文化也没有如西方历史上那样大的变化转折。
这也许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何古代中国人虽然也注意到了春秋战国期间那样一场社会大变动，并有“封建废而郡县行”，“封建废而选举行”21 “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22 “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23 等种种描述，但他们并没有给春秋之前或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一个明确的社会学概括，没有提出诸如“封建社会”、“世袭社会”这样一类总体的社会类型或基本结构的概念，因为这种概括是要在某种共时性的或历时性的根本差异的对比中提出来的，而中国的情况是，在与西方遭遇之前，它所达到的外部处境还没有出现这种鲜明对比的社会类型的可能。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明程度高于其周边的部族（至少它自己乃至对方都这样认为），而其本身历史上发生的变动也尚不足以提出相当独立的社会类型。
除了这种外在的不可能，还有一种内在的不可能则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和时间意识有关。这种历史观念接近于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念（如果不说是一种希望复古的历史观的话）。严复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4 先秦时期，已有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循环不已的思想流行。《周易》所展示的一个变动世界亦是一个在大圆圈中无限循环往复的世界∶“一阖一闢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5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思想家老子、庄子、孔子、朱子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对以往时代的向往，表现出一种社会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致五百年是一个圆圈；26 现实主义地主张“法后王”的荀子，在放长眼光时也仍然认为∶“千岁必反，古之常也。”；27 董仲舒认为，改朝换代是黑统、白统、赤统“三统之变”的依次循环；28王充说∶“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圣贤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世之声色也。鸟兽草木，人民好恶，从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29 而最通俗，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循环论大概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0
中国的纪年法也都可以说是作为其表征，由这种循环观产生，反过来又加强着这种循环观的。无论是天干地支的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年号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如公元（亦即西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而一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也是循环的，如记以生肖，则十二生肖周而复始，以天干地支纪年亦复如此。一个甲子六十年，差不多正好是古人一生的平均寿命，或者说，是一个人从懂事（有自我意识）到死亡的大致时段，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自己的本命年。
将这一循环的历史观念和时间意识上升到更抽象的哲学层次，与自然、宇宙的运行 相连，并给予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和预测的是宋儒邵雍。 邵雍认为，自然的历史可以“元会运世”来计算。他根据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辰，一时辰三十分的数字来规定一元的时间及其变化∶一世为三十年；一运为十二世，计三百六十年；一会为三十运，计一万零八百年，一元为十二会，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代表自然的一次大生灭。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天开于子”，于第一会（子会）中产生了天；其次“地辟于丑”，于第二会（丑会）中产生了地；最后“人生于寅”，于第三会（寅会）中产生了人。自此以后，发展到第六会（巳会）为唐尧盛世；发展到第七会（午会）为盛极而衰的夏商周到唐宋时期；以后到第十一会（戌会），万物将归于消灭；最后是十二会（亥会），天地也将归于消灭。这样从始到终的“一元”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以后自然的历史仍然按照既定的阶段、时间照样循环下去，以至于无穷。其间人类的历史还可以“皇、帝、王、霸”来划分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情况是∶
三皇之世——“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五帝之世——“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
三王之世——“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
五伯之世——“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31
邵雍又认为：‘所谓皇、帝、王、霸者，非独谓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霸以下则夷狄，夷狄则是禽兽也。’32 按照这个标准，他判定五霸以后直到宋代的历史是∶汉代是“王而不足”；晋代是“霸而有余”；隋代是“晋之子也”；唐代是“汉之弟也”；33 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又各自有大大小小的循环，大圆圈中又套着小圆圈，人类乃至宇宙的历史，就是这样由一串串小圆圈组成的大圆圈。34
这种循环往复的观点与线性进步的观点之别，又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西之别，而且也是古、今之别，并与人们的时间意识紧密相关。一位历史学家古列维奇（A.J.Gurevich）指出：当人类为了节约和使用时间而掌握了时间后，也就是说，学会了测量时间并精确地加以分割后，人类同时也就发现自己成了时间的奴隶，时间观念在“匆匆忙忙”的现代人的头脑中逐渐呈现出它的流动性和不可逆性。古人的时间感受与今人相当不同，在古代，思想是具体的、可感的，时间不是以从过去到将来的线性方式流逝的；它要么是静止的，要么是循环的。因此，每隔固定时间，那早已存在的又会重新出现，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意识仍然服从于季节性的周期变化的事实，与淳朴的农民心灵有关。许多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文明的民族都持有循环的时间意识，支撑古代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静止的、无穷的、现在同过去不可分割地连接着的观念上的。没有什么能比对时间的解释更清晰地表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别：现代社会完全受着矢量时间的支配，而时间在古人的意识中仅仅起着很小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