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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模式的政治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其学术意义则主要在于把中国的学者注意力引向社会的经济层面，引向被统治的下层，而这一向是中国传统学术比较忽略的方面。所以，它确实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历史上一向被忽视的社会下层人们的历史，研究“除去了政治的历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由于它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又由于它是在革命战争或准备战争的时期作为动员大众的工具相当仓促地提出来的，它就不能不具有很强的工具特点和批判否定的色彩。由于号召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被看成一片黑暗或至少相当阴暗。而当今天社会已脱离动荡的过渡时期而进入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时期，人们的心态也由造反转为建设，就不能不对以前激烈地反对传统和非难历史的看法有所修正，但问题还在于，这种看法所依据的理论也有需要修正之处。对于一个中国学者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流行社会理论的原本是在现代社会中提出来的，是西人分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结果，以之解释中国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就不免使人怀疑：它是否确实具有解释者所以为的那样大的解释力，是否确实能够吻合中国历史的真相。于是，出于尊重历史、探究历史真实的目的，似有必要尝试一种新的、更合乎史实，也更合乎古人对自己历史的理解的解释性社会理论。
“官僚帝国社会”的模式
我们还有必要注意另一种源自韦伯的、颇有影响力的“官僚帝国社会”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大致认为中国春秋及春秋以前是“封建贵族社会”，战国至秦以下则为“官僚帝国社会”，这一模式主要着眼于国家和政治体制的变迁，在一些外国学者以及怀疑“奴隶—封建”社会演进线索的中国学者中颇为流行。
韦伯在他的统治社会学中，区分出传统性统治与合法性统治，传统性统治以“家产制”（Patrimonialismus）和“封建制”（Feudalismus）为两极，在这两极之间又有一些中间的形态，他认为父权家长制结构（patriachale Struktur der Herrschaft）是传统性统治的原型，在封建时代之前，可能有一个家长制的时期，就像埃及的“旧王国”时期。“家长制的”（Patriarchale）当然不等于是苏丹制的，而是指以一个礼仪含义上的最高祭司长来呈现世袭神性的家父长制。或如经典所描述的，最高祭司长的神性原先是通过指定继承人的方式来传递，后来才转变成世袭的。48
“封建制”是指许多在各个地域自然产生的小领主世袭地领有各自的地域，这些领主通过同中央君主（国王）结成封臣关系，把自己的领地变成国王封授的采邑，以此取得国王的保护，作为效忠的报偿。但他们与国王之间并无忠孝关系，国王也不能向领主土地上的人民摊派徭赋。在封建时代里，采邑制度是与世袭神性的等级层次相一致的。在中国，分封制废止之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在秦朝统治时期，就已经制定出俸禄的固定等级，汉袭秦制，将俸禄分成授钱和授米等诸多等级，这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 一个凭个人功绩而获官职的政权建立了起来。社会秩序里的封建要素逐渐消退，而家产制则成为儒教精神的根本的结构形式。韦伯认为，中国从秦汉帝国到明清达二千年的大规模统治基本上就是这种形态。 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在西方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家产官僚制度在政治上是与封建制度以及任何世袭等级的划分相对立的。49 这种对立符合于古典儒家的伦理学说，因为它把人的原则上的平等作为前提。所谓“家产”，实际上只是指世袭的“皇权”，指国家是皇帝的家产，而决非指官员可以世袭。这种制度下的官员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已不再是贵族世家的子弟。韦伯认为，中国的皇权为了防止封建等级制的复辟，亦即防止官吏从中央集权中独立出去，采取了一套举世闻名、成效卓著的办法；实行科举，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与官职，这对中国的行政和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50
与封建制相比，家产官僚制这样一种统治形态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在中央有专制君主的君权，同时有靠忠孝情感与国王联系起来的家臣集团。家臣集团以忠孝关系与中央君主联系着，被赠与国王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而分散于全国。在这种统治形态下，君主一元化地、集权地统治全部国土和人民，家臣集团只是在一定的期间、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来治理地方。尽管该地区人民缴纳的一部分租贡会变成家臣的收入，但因为是中央摊派的徭赋，因此还是全属于君主，更不可能有世袭。君王可以把自己的家计需要作为徭赋摊派给各地，作为给官员的报酬，君主则发给他们俸禄。韦伯正是因此把传统中国看作皇帝专制的家产制国家，把皇帝之下的官员看作是由皇帝派遣到各地的家臣，认为他们是以“征税承包人”为主要角色的，所以，在一切财富都集中于皇帝家计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得到了积蓄资产的最佳机会。韦伯将此称之为“内政掠夺式的资本主义”。
艾森斯塔得（S.N.Eisenstadt）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观察政治体系，他的研究集中关注一种历史上的，或者说非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或政权，他把自汉至清的中华帝国与古埃及、巴比仑帝国、古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和从封建体系衰落时期到绝对专制时期的欧洲国家等都列入这一类型之下，统称为“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或简称为“历史官僚社会”。在下面一点上他不同于韦伯，他所称的“家产制”（Partrimonial）帝国另有所指，例如像加洛林王朝等，而秦汉以后的中国并不属于这类“家产制”国家。“家产制”确实是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尤其是当与官僚制合称的时候更是如此。将秦汉至晚清的中国官僚系统称之为皇帝的“家臣”也低估了这一系统的政治独立性，更不用说构成中国官员主体的士阶层自有其价值和信仰的道义系统。
艾森斯塔得认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的主要特征，是政治领域的有限自主性。这表现于：1.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政治斗争的参与者的自主政治目标的发展；2.政治活动和政治角色的有限分化的发展；3.把政治共同体组织为一个中央集权单位的企图；4.专门性的行政组织和政治斗争组织的发展。51 它们大部分产生于家产制的帝国，或者封建制的社会，或者城邦国家，从社会分化的角度上看；是处在缺乏分化的传统社会（家产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和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现代官僚社会）之间。
“历史官僚社会”与“家产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可能在政治目标和统治者的合法性类型的内容上相互类似，但在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的分化程度及政治目标的精致化和专门化程度上，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家产制体系和封建制体系的特征是：1明确的地域性中央集权的缺乏；2即便不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紧密对应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等级制的存在；3政治领域较少地表现为一个具有特殊组织和自主目标的领域；在家产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之中，行政官员总是被视为君主、某些领主或氏族的私人官员。官员对他们及其资源的重大依赖，使之无法成为自主的组织。历史官僚政治体系与现代官僚政治体系之间的主要差异则在于后者具有如下特征：1政治活动以及“被统治者”角色的巨大分化，以及统治机构的各主要方面的“权力分割”的出现；2政治权利被分配给了被统治者──如同选举制度所反映的那样，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之中远为宽广的政治活动范围；3在决定政治目标上各个群体的参与可能；4专门性的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特别是专门性的党派政治组织的长足发展；5统治者的传统的，世袭的合法性类型的衰落，统治者政治权利拥有者及其代表的正式负责制的日益制度化；6围绕权力和获得执政地位的竞争在形式或实际上的某种制度化。52
在上述“历史官僚社会”的类型中，中国又是被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性文化取向的，农业官僚占支配地位的东方社会来叙述的。传统中国的官僚属于同时为君主和公共事务服务的。艾森斯塔得认为，在“历史官僚社会”的身份等级制中，固定的、先赋的和特殊主义的标准的已经有某种衰落，在社会组织的某些部分中，发展出了成就的标准。然而，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被废弃，或者在这些社会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中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了，评价角色的先赋的、特殊主义的标准，多少仍然占有优势。
对于先赋的、特殊主义的活动内容与某种以成就为标准的流动和录用制度的结合，艾森斯塔得认为中国的士人可能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以成就为标准的主要流动通道。但是，与此同时，考试的内容、习得的象征都显然是非专门化的；这些内容完全由儒教传统构成，不包含任何专门化活动或知识。尽管跻身于精英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的”、以成就为基础的，在分层和社会组织领域之中，还出现了“自由的”流动资源，亦即能够成为那种灵活的群体和组织的潜在源泉。由儒生文人作为官僚主要来源所构成的一种特别的社会流动通道，发挥了独特的社会整合与调适功能，从而消抑了中华帝国的整体性变迁的可能性，阻止了革命的爆发。 但是，精英内部的组织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吸收成员的标准和程序，还仍然是先赋的、弥散的、甚至是传统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非精英转化为精英的规模以及精英对非精英群体的直接依赖，就都是有限的了。这样，尽管通行成就和普遍主义标准的许多场所的发展，削弱了这些社会的特殊主义和等级-先赋性的社会体系，但是它们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它们或多或少地与这一体系的先赋性因素相调适了，并且在其中占据了关键性的、但却又是第二位的重要地位。艾森斯塔得的这一观点正是我想质疑的，尽管他和韦伯都注意到了中国自秦汉开始由选举制度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变化，但仍然把这种变化视为是次要的，而我却认为这是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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