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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由选举所得的功名就不仅是民间人要想出头，尤其是要想获得社会上的最佳地位而舍此未由的途径，在观念上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民众中的渴望、艳羡、尊敬和畏惧之情。陈独秀在其回忆录中表示虽不同意但却理解他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89 韦伯曾经指出过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的光环，这一点从《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中举前后的范进判若两人，以及在壮胆打了喜极而疯的范进一掌以后，马上就觉得自己的手“隐隐地疼将起来”也可以得到旁证。
我们还可以从作为清代启蒙读物的道德语录中流传最广的《增广贤文》一书，看到古代选举对于塑造社会心态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些语录本身又是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反映。其中有对选举所达到的地位的反映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对子弟上升入仕之路唯有读书应举一途的反映如：“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好学者如禾如稻，不好学者如蒿如草。”“学在一人之下，用在万人之上。”“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要好儿孙须积德，欲高门第快读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积金千两，不如一解经书。”“贫不卖书留子读，老犹栽竹与人看。”“传家二字耕与读。”而相对于读书来说，财富是不很靠得住的，例如：“积金千两，不如多买经书。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依赖于门第出身的世家也早已成往事：“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蒿草之下还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侯王。无限朱门生饿殍，几多白屋出公卿。”“榜上名扬，蓬门增色。”
总之，纵观自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多年的总趋势，说古代选举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愈来愈重，最终达到了一个以“学而优则仕”为重心的社会，应当说是大致不差、有相当多的历史证据可以支持的。90
当然，本节非常初步的叙述只是一个开始。“选举社会”的概念还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系统阐发和说明：一是中国古代选举的发展究竟如何影响到了社会的结构，如何造成了一个主要依赖于选举来分配资源的社会？二是这种选举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成效如何？它按照这种标准是否基本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履行了它的社会功能？三是这一社会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它如何摆脱自己的困境？又如何在近代由于外来的因素而不得不归于终结？
所以，在随后的三编中，第一编“趋向”是探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形成，以及由察举向完备的科举发展的社会蕴涵，我借助于托克维尔对欧美社会近代以来的主要潮流和现时代的基本特征的一个概括，描述了中国社会伴随着选举的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朝向单一的最佳政治机会的平等发展的趋向，以及由此确立的一种流动的等级制社会结构。第二编“标准”集中分析选拔入仕的标准，尤其是将注意力放在构成后期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八股试卷上，我由此考察了古代选举的内容、形式、性质、功能及社会意义和影响，其“得人”以及“人得”的状况，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及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而更深的目的也还是细探这种考试选举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第三编“终结”先是分析了古代选举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经常陷入的困境及其传统对策，然后考察了晚清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所导致的废除科举的过程、理由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深远意义，指出这不仅意味着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选举社会的覆亡，也是其数千年来等级社会历史的终结。本书作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的续作，主旨是对中国经战国这一过渡时代所进入的直至晚清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提出一种有别于流行观点的社会学阐释，以便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历史之谜”（梁漱溟语），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笔者希望，上述两书能对中国历史构成一个比较完整、互相补充的社会理论解释框架。
但是，我们又不仅仅是要指出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我们也注意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某种普遍性，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实际上也已包含有丰富的现代因素，中国也有向“现代”发展的某种趋势，只是在发展中呈现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先为荐选（察举），后为考选（科举）的选举制度的演变，体现了一种进入社会上层的单一的最大机会平等的发展。这一平等的趋向与西方封建制社会崩溃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中国也可说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托克维尔以“平等的潮流”所概括的一个走向“现代”的世界性历史进程，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率先承受了“现代性”的困境，因此，“选举社会”的解释范畴也是一种想从中国的内部探究中国的过去与“现代”的关系、并开始从自身的角度反省和批评“现代性”的尝试。
【注释】 1.“古典中国”与“传统中国”是借用杜正胜的说法，他认为秦汉以下两千多年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变化不大，多因袭等级的传统，可名为“传统中国”，而先秦典籍所代表的时代（包括三代）可以称作“古典中国”，从“古典中国”到“传统中国”的世变也就是史家所谓的春秋战国之大变局。参见其“‘编户齐民’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4本，第3分（台北1983）。
2. 中国古代早就有“社”、“会”一类词，表示民间的结社（参见陈宝良著《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但“society”意义上的“社会”却是一个近代才来自日本的新词。王汎森在“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一文中指出：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已提到“社会”一词，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后来由于严复的译介，曾有一段“群”与“社会”并用的时期，大体上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运动之间是“群”的概念流行，此后有一段时间，两者交迭使用，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取代“群”的概念而流行，载《中国文化》1996年12月，总第14期。又据富永健一说，明治以前，日语没有“社会”这个词。一般认为，它是1875年由《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福地源一郎作为英语Society的译文而创造的。见其所著《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31。
3.如《后汉书·陈蕃传》：“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
4.汉人以为此是仿三代的“乡举里选”而行。
5.转引自《渊鉴类函》第六册，卷137。
6.《清史稿》中的“选举志”第一次既包括了旧选举，又包括了“新选举”的内容，其中叙述了清末议员的选举。新意义上的“选举”一词来自日文对英文“election”的意译。
7.《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米勒与波格丹诺合编，邓正来主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8。
9.《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比方说，它与立足于个人意志的、个别的“选接班人”完全不同。
11.古代推荐仍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推荐，即也是“以贤选贤”而非“以众选贤”，这是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很不同的地方，虽然“文革”中的推荐最后实际上还是转为要由权力机关或权势人物的幕后运作来决定，但仍有一层名义上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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