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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政治上的官僚制和社会的等级制对选举社会的确立至关重要：没有一个专门的、非世袭却又不断需要吐故纳新的常备官员队伍，选举制就根本不可能产生；而“古代选举”的本意，也就是要由下举上，把一些符合其标准的人推到社会的上层，没有一种等级制，也就无所谓上下。
我们现在来简略观察一下古代选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达到的地位，首先看由选举入仕的官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根据黄留珠的研究，在两汉作为察举常科的孝廉已列出的307人中，任用情况可考者计有183人。其中由孝廉拜官授职者为159人，占183人的86.9%；察孝廉后又被辟除者为16人，占8.7%；举孝廉后被再察举者（例如察举茂才等）8人，占4.4%，孝廉所拜授的官职，中央属官约占69.8%，地方官吏约占30.2%，中央官分别属于光禄勋、少府、太仆、将作大匠和城门都尉，而又以光禄勋属官最为集中（约占53.5%），其次是少府属官（约占13.1%）。地方官主要是郡国长官的高级助手（约占5%），以及县级长官（约占20.8%）。郎官在孝廉拜授的诸官职之中，所占比例最大，超过50%。所以《汉官仪》关于“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的记载，确实反映了孝廉任用中的规律性现象。孝廉拜授官职，其秩最高者为千石，不过这部分人所占比例很小（大约不超过9%），秩六百石者为数也不多（约占11%），而绝大多数还是秩六百石以下的低级官吏（约80%）。73 作为察举特科的茂才，其被举后的使用绝大多数是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汉制：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显然茂才的使用远较孝廉为重。还有个别茂才，起家则拜二千石，虽属特例，但亦同样反映了茂才任用之重。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升迁关系：孝廉—三署郎—茂才。74 同样是作为察举特科的被举为贤良方正者的资历，绝大多数都是现任官吏（或故官出身者），以及州郡的属吏。贤良方正经过对策，高第者所授官职基本都秩比六百石以上，个别特殊情况者，起家即为九卿。75 黄留珠据此认为，与茂才、贤良方正比较，孝廉的任用规格是比较低的。事实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茂才、贤良方正多为已入仕者，而孝廉多为初入仕者，是由一介草民转登仕途，则其最初的任用又决不低，至少在总体上不低于后来远为辗转艰难的科举时代的初入仕者，另外我们还须注意他们最后可以达到的地位。
这种最后地位可以科举时代的宰相为例，根据黄留珠的统计，唐代科举在选官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首先反映在高级官员中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不断上升。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已达50% 。76 唐宪宗时期宰相总数29人，进士所占的比例为58.6%；穆宗时期宰相总数14人，进士占57.1%；敬宗时期宰相总数7人，进士占85.7%；文宗时期宰相总数24人，进士占75%；武宗时期宰相总数15人，进士占80%；宣宗时期宰相总数23人，进士占87%；懿宗时期宰相总数21人，进士占81% 。77 黄留珠据此指出，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逐渐占据多数，标志着科举制在选官中主导地位的完全确立。 而到宋以后，科举更是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第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78 明清以后，首相宰辅更是以科甲为重，科甲又尤以入翰林为重。《明史：选举志》论一代宰辅出身说：“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英宗）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之）九。”清代汉人官大学士者共119人，皆为科举出身，且除左宗棠一人系举人出身以外，皆起家进士。79
我们再看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陈寅恪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瞾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80 至唐德宗贞元时，韩愈“上宰相书”已经谈到：“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希矣”，“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参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81 宋代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重要，已成为社会上人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阶、而对寒峻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虽圣人亦不能免。朱熹就曾言∶“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82《今古奇观》中一篇“老门生三世报恩”的小说中，一位46岁的老秀才鲜于同也这样说∶“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是。”《儒林外史》中的选家马二先生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又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明朝末年进士金声，原来家庭极为贫困，遂题书斋联曰：“穷已彻骨，尚有一分生涯，饿死不如读死；学未惬心，正须百般磨炼，文通即是运通。”由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望等种种资源都与此相连，所以，社会上有“一路通，路路通”之谓。而要求“学而优则仕”的结果，则是社会上从上到下都极其鼓励读书，如宋真宗《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王安石“劝学文”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传统社会上下长期流动的结果大致造成了一个弥漫着书香的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书卷气的民族，甚至目不识丁者也知“敬惜字纸”，普遍有一种对于文字、文献的崇拜。
或说古代选举只是涉及到少数人，被选上者更少，为何说它竟造成了一种社会的结构？然而，不仅少数居上、少数治理正是无论中外传统社会结构的真相（甚至也是现代社会隐蔽的真相），83 而且，我们还须注意到古代选举、尤其科举的宏大场面和某种表演性质，各种仪式的耸动视听对于旁观的大众的广泛影响。84
科举考试有各种层次，一般人所能直接接触的还是初级功名的人，然而，甚至最初级的层次也有其社会效应。如清代湖南桂阳县地处万山之中，读书者绝少，偶有一二生监，其尊无对，物稀为贵。某令尝撰一联纪其实曰：“鱼龙鸡凤鸭孔雀，贡阁廪尚童翰林。”85 这正好可以印证社会学中“参考群体”的理论。齐如山曾经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逐一分析各级功名的社会意义，他指出，童生本不算一种科名，可也是一层阶梯，哪怕只考过一次县考，以此他在官府中就有了名，否则在国家机构中是没有姓名的（只是数目中的一个，这数目还不一定是真的），而一报考，则姓名载于国家学校的人名簿上，比平民稍受优待，例如∶遇诉讼写状纸可写“童生某人”，堂上虽还须跪着回话，但县官问话总较客气，年老者则县官可命起而回话（秀才以上都不跪，平民则均不许站）；小考时社会给的面子更大，到处受优待，甚至不自爱者多有闹事，有事县官也得稍稍庇护，因怕误了考试，担待不起；去世后，神主可写∶“侍赠登仕郎”。
考秀才时，县城、四乡均有跑报的团体，出榜日，有应考者之家必彻夜等候，报喜人到，则不仅本家、街坊均起来共贺，并到亲戚家报喜，到一家时先放三声炮，以便合村皆知。秀才在政治方面多于平民的特权有∶⒈秀才与知县，教官等上公事，可写禀帖（平民只能写呈子），显得亲近得多，有些私信色彩。⒉秀才只可传讯，无大事不可拘提，过堂时站立回话，这样，与之打官司的平民说话就气馁得多，遇有大罪先要革去秀才功名再动刑，遇小过应受责，知县也不许打而得交教官责罚，且只许打手板。所以，在杭州有句俗语叫秀才作“屁股盖儿”；86 ⒊地方公事秀才可禀见县官（私事仍不行），平民则什么时候都不行。因进士都作官，举人居乡者也不多，秀才在乡村社会中的情形可以说占据最高的地位。乡间有顶戴之人多是秀才，称呼总是“先生”，婚丧必请秀才，所以北方俗谚有谓“秀才不可不进，席面多吃几顿”，又说“秀才吃的真是美，小米白面偎着嘴”，87 秀才还可以改换门闾，屋门一般七尺，秀才家则七尺三寸，总要高三寸，秀才还可以少出一些地丁钱粮。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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