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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基督教诞生时期，基督教在放弃异教的循环世界观后，从《旧约》中汲取了把时间体验为一种末世论过程的观念，即热烈地期待着伟大的事件（救世主的降临）在历史中实现。历史时间既在量上，更是在质上被清楚地分为两个重要的时代，即基督前（公元前）和基督后（公元后）。由此人们新的时间知觉基于三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上：人类的诞生、极盛以及衰亡，时间变成矢量的，线性的和不可逆的。然而，在基督教中，尽管时间是矢量的，但它并未摆脱循环观念，而仅仅是对这种观念的解释发生了根本变化。真理与时间无关，也不随时间而变。“时代在变，言语也在变，但信仰不变”，人类的历史可以以“基督”为中心简捷地理解为“基督将要降临，基督正在降临，基督已经降临”。
根本的变化则是从“圣经时间”向“商人时间”的转变。时钟发明于13世纪末，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正在消逝时间的令人恐怖的象征……无以复加地表达了一种全球的历史感”。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被“分离”为一种处于生活之外的纯形式。时间开始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称作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现在时间变得急若流星，不可逆转和难以捉摸。35过去人只是在与事件有关时才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现在人类第一次发现，甚至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流动。所以，必须努力节省时间，合理地使用时间，并以有益于人类的行为来丰富和充塞时间。时间被看作是一种极为有用的东西、一种物质价值的来源（例如“时间就是金钱！”）。地方时间也被弄得四分五裂，这时，全国性的，随后是全球性的时间成了一种加强联系的手段，由此才产生了一种统一的时间概念。
古列维奇指出：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涉及文化生活的真正本质，这一概念与进化观念息息相关。然而，可能有时我们会忽略这一事实，即在历史中，同进化并列的静态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的历史时代具有变化极其缓慢的特征，因而，人们倾向于在静止的或“永恒轮回”的状态中，而不是在生成进化过程中领悟世界。也许某些当代学者会低估这一因素，因为他们归属于一种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而成的文明，从而迫使他们通过变化的棱镜来观察它的过去。36
一幅循环的世界图景在一个已经习惯了“进步”观念的现代人看来会是难于忍受的，37 但古代中国人看来却相当平和地接受了这一点。至少，他们生活在一个并不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强”的氛围中而依然安之若素，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甚至相当快乐的心境。古人也时而会有对理想社会的期望，但此时他们憧憬的对象亦不在未来而在远古，但像“复三代”“复井田”“复封建”这样的理想也并不曾认真地实行，因为稍微清醒地考虑一下社会情势，就知其不太可能。宇宙、社会的大循环纵有，个人的生命相对于此一大循环来说毕竟太过渺小。对个体生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一生命的过程。古代中国人的心态基本上是保守的，秦以后，历史上真正尚变、尚革的著名政治家大概只有王莽、王安石等寥寥几人，且也只是主张上层改革，而非社会革命，并且是以“托古改制”的名义。
古人强调历史的单纯一贯、循环往复也是为了强调“道”的一贯，“纲常”的一贯，“人伦”的一贯，此正如董仲舒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38 朱子所说“纲常万年，磨灭不得”39 “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呈百世之远，所因所幸亦不过，岂但十世而已乎？”40 此正是朱熹注释子张问“十世可知”孔子说“百世可知”一节。“纲常”的社会也就是名分等级的社会，41 春秋战国之变并没有变掉这一等级社会，后世的社会变化也没有积累到足以使人预见一个新社会的程度，古人在思想资源及客观条件上难于设想，在思想兴趣上似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设想还有另外的社会形态。
现代“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
然而，当中国与西方遭遇，突然发现一个与自己在社会形态上全然新异，在实力上又远超过自己的文明时，传统单纯和循环的社会历史观即告破产。中国人相当迅速地接受了一种线性、单向、不可逆转、不断进步的历史观与时间观，42 而在一个短暂的各种西方社会理论在中国舞台上竞争的时期之后，经由俄国人解释的一种社会理论终于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成为普遍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按照斯大林简化了的“五阶段”模式，对中国的历史也尝试做出相应的分期（在具体分期的问题上却引起许多争论）。它第一次使广大的中国人开始用社会形态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历史，并在学术界导致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现在，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了便捷地以“封建社会”模式解释中国近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以“封建”指称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和主要成分，不假思索地使用“封建专制”、“封建大一统”这样一类字眼，而并不思考这样的语词组合从其本义来说其实是自相矛盾的，43 “封建社会”的模式成了解释中国历史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虽然近十年来大陆亦有一些学者开始相当谨慎地使用或不用这类概念，甚至尝试提出新的解释范畴。44 这类概念还是不仅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为诸多部门和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学校所共享，也在相当程度上仍为文化学术界具有不同甚至对立思想倾向的学者所共享。
我曾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一书中对“封建社会”解释模式的由来和内容做了较详细的说明，45 故此处仅作一点补充。我想指出：“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显然是相当晚近才出现和流行的一个概念，其在目前含义上的论定迄今不过五六十年，总之，它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解释相当不同乃至对立。古人认为“封建”盛于周代，至秦帝国建立，“封建”即已废除而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而持“封建社会”说的郭沫若一派则认为春秋以前是“奴隶社会”，战国至秦正好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其它如“西周封建”、“魏晋封建”等派虽把封建社会的上限或者提早到西周，或者推迟到东汉、魏晋，但都肯定晚清以前一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封建社会”，因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是变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必须上接一个“封建社会”，否则就不符合社会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就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首先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对象。习惯的思路大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怎么可能不是封建社会？如果不是，岂不意味着社会发展阶段模式和规律甚至于唯物史观的失效？如果不是，这场革命要依靠谁，联合谁，反对谁，夺谁的权，革谁的命岂不是没有着落？这一思路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却公认的前提，它并不总是出现，因为它已经变得毫无疑义。
“封建社会”的模式是在二十世纪这一动员和革命的时代提出来的，而这一时代越来越显示为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移的过渡时代。北伐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封建军阀”，“反封建”首先是指“反军阀”。46 这时所指的“封建”还主要是从政治上层的角度观察，所说的“封建军阀”中“封建”之义与古人的“封建”亦无大的违拗，虽然失去了“亲亲”色彩，却可以类比于比方说唐代的藩镇割据，是与中央集权、大一统相对而言的“封建”。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首先是指向国家统一，基本上没有广泛地触动社会下层，未变革农村的土地关系。而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打倒军阀”就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把农村中的“地主”、富户列为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主要对象由“封建军阀”向“封建地主”的转移也意味着观察角度从政治向经济、从社会上层到整个社会的转移。“封建地主”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封建社会”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郭沫若在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确地抛弃了“封建”的古义，提出了以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对抗为基础的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经由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则成为定论，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群众参与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最后夺得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1949年以后与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继续革命”中也依然发挥着生动、持久的效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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