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程序危机与价值危机
不论是“应然”的
宪法，还是
宪法的“应然性”，通过程序来实现其价值属性时不可能在逻辑上将“程序”的意义绝对化。就民主的程序意义来说，即便通过民主的合意产生了相应的结果，但仍然不能解决这种合意是否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这一“实质正义”问题。从
宪法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民主的结果产生的是“应当”，而不是“对的”或“有效的”的价值判断。所以，“程序”只是价值的部分承担者，而不是全部承担者。当程序自身发生技术性的“危机”时，就势必会影响由程序所决定的实体价值的稳定性。因此，“程序”也是一种价值，“程序”的危机必然会导致“程序”所保障的价值发生“危机”。
如在差额选举中，经过许多轮投票后仍然不能产生确定性的结果时，差额选举的“合理性”就必须受到“有效性”的限制，即“程序”合理但无效的，也必须予以放弃或者是从技术上加以改进。再如，
宪法规定的多级立法体制，尽管各个不同层次的立法机关都有权依据
宪法规定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职权”，但是，如果不同的立法机关立法权限相互交叉，立法形式不统一，那么，纵然每一种立法形式都具有一定的立法程序的保障，通过合宪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律规范也不一定就是“合宪”的。程序的作用首先应当建立在实体价值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上。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在
宪法程序上设计不当或者是充满价值矛盾，
宪法程序的存在就可能影响
宪法实体的“应然性”。如我国现行
宪法第
64条所设计的全国人大修宪与修改法律的程序就存在着“程序”影响“实体”的问题。根据该条规定，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宪法修正案，以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这种程序设计将修宪权与修改法律的权力同时赋予全国人大，在法理上就导致了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议案”不可能出现“违宪”的事实问题，因为一旦全国发现自己通过的法律和议案与
宪法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就可以通过“修宪”程序或者是“修改法律和议案”的程序来避免“违宪”事实的产生，因此，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和议案”在我国现行
宪法的框架内不可能引发“违宪审查程序”的产生。在事实上出现了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议案”“无所谓违不违宪”的问题。[305]当然，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议案”在逻辑上违宪的可能始终是不能排除的，问题是制度可以通过程序的设计来回避这种逻辑上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在这种程序设计下，“
宪法”的“应然性”可能就会受到“程序”的挑战。
四、
宪法程序在建立宪法制度中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