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宪法的“应然性”表现为一种程序
哈耶克曾在《自由宪章》极力推崇“程序”在
宪法中的价值。他指出：“一部
宪法，只限于程序性的事务，仅仅界定一切权威的来源，这是可以想象的”。[301]至于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更是将
宪法价值的核心立足在“程序”上。“程序”成为发动
宪法的必要机制。不论是
宪法权利，还是
宪法权力，其配置离开了程序的保障，都是不可能付诸实际的。违反
宪法的规定而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离开了发动程序的保障，纵然是违反了
宪法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
宪法责任，由于
宪法没有确立相应的程序来使这样的
宪法责任成为一种实际上可以承担的责任，那么，
宪法责任确定得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
我国宪法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比较重视“
宪法实施”问题的研究，但是理论研究中心一般侧重于如何加强对
宪法实施的监督问题上，特别是探讨建立一套保障
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其实，在
宪法实施问题上，首要的问题是“
宪法程序”。正如孙笑侠教授指出的那样：“我们给予
宪法程序的关注总是太少—它与
宪法实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宪法是否与其他法律一样得到遵循的标志在于有无相应的程序—
宪法也应当有一定的实施程序”。[302]由于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法理倾向的存在，导致了我国宪法在实体的权利和权力制度上比较健全和完善，但是，因为忽视
宪法程序或者是故意忽略
宪法程序的建设，使得本来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宪法制度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多的宪法制度由于缺少
宪法程序的启动而不具有实际价值。如我国现行
宪法第
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从法理上说，该条规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通过确立违反
宪法规定的行使“
宪法权力”的公职人员应当承担被罢免的法律后果的
宪法责任，从而建立起对“
宪法权力”“合宪性”的监督机制。但是，这样明确的
宪法价值设计却不可能在实际中发生，因为现行
宪法中并没有规定与第
63条规定相适应的“
宪法程序”。如谁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罢免案，全国人大应当如何审理罢免案，通过何种形式来对罢免案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决定等等。这些制度不建立，全国人大对行使“
宪法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罢免权力也就是无法付诸实施。在相应的
宪法程序为确立之前，该条规定事实上只能处于“闲置状态”。类似的情形在现行
宪法中还有很多。如现行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
宪法的权力，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底可以通过怎样的
宪法程序来解释
宪法，解释
宪法的文件具有何种效力，与
宪法的关系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没有在
宪法中予以明确，因此，现行
宪法所确立的“
宪法解释”制度也就只能长期处于“待建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