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明了权力对知识的依赖性，反过来，知识也需要权力作为后盾。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的信息社会里，知识的传统基础丧失了，所谓科学叙事与其他的非科学的叙事性知识处于同样的竞争地位，于是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最终暴露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45]法律知识何尝不是如此？英国学者Goodrich说：“法律话语是一个应根据统治和被统治的控制、社会权力关系的术语来准确阅读的话语。”如果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法律话语或法律知识，冲突的结果是一个优于另一个，最终解决冲突的还是“权力”。[46]
综上所述可见后现代法学揭露了法学知识与权力的交织关系，批判了法学话语的意识形态的特性。
（四）正义的“解构”
“解构”（Deconstuction）是德里达借用海德格尔的“分解”（Destrction）一词而创造的。海德格尔使用“分解”是因为概念在历史的长河的发展中其原有的意思会被遮蔽，所以要分解概念的意义，清理出概念的起源，为概念寻找归宿。而德里达也认为概念的意义会发生偏差，但他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怀着乡愁的冲动”去探寻概念的原意，而是利用概念的歧义性来瓦解文本的一致性，从而达到颠覆形而上学的目的。[47]在德里达看来，一切概念和词语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在空间方面来说，一个词语只有在特定的游戏中才有意义，不同的空间中词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意义总是在“差异”中生成；在时间方面来说，词语的一种意义刚刚生成，就随着读者的阅读进程的发展马上就被另一个意义取代，所以意义又总是姗姗来迟（延迟）。德里达用“延异”（différance，即差异和延迟）一词来表示语言意义的上述特性。[48]
德里达在研究正义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解构策略。《法律的力量》一文的主旨就是指出正义是无法被实在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正义始终超越在法律的彼岸。
传统法学把法律视为正义的化身，法律制度应该体现出正义，而正义实现的渠道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的实施。德里达却把正义和法律根本性的区别开来，正义超越于实在的法律（positive law），甚至和法律相矛盾。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义务性的伦理关系，它要求人们的在行为时不图回报，它是不可约减、不可以功利主义的方式计算的。而且正义对于人们来说永远是一个时刻在经验着但又无法最终确定的东西。[49]而相反法律总是通过正式的抽象规则来确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把权利和义务换算成类似于商品一样的可计算的单位，这样法律就保证了规则的抽象平等。[50]例如民法把人们的利益划分成物权、债权这样的权利单元，于是民事权利和利益就可以流通了。
刑法把犯罪行为与刑事惩罚对应起来，并且划分了量刑的细微标准，似乎一切罪行在法律上都可以计算为相应的惩罚。正义与实在的法律有如此的差别，这使得法律根本无法企及正义。
根据西方传统的自然法的学说，任何实在法律之上总是悬置着更高级的自然法，它代表着永恒的正义理念，高高在上地制约着实在法。德里达也强调把实在法和正义区分开来，正义高于实在法，这好像类似于自然法学说。但德里达与自然法学说是根本不同的，他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指出实在法会遮蔽正义，甚至取消正义。[51]这根源于德里达对正义的理解。
德里达对正义采取的是一种实践的态度，他的问题不是“正义是什么？”，而是问“我们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操作正义的？”他接受了勒维纳斯的“正义必须始终关注着特殊性”的观点，把正义的问题摆在主体际性的基础之上。[52]因此，理解正义必须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的实践相联系，没有一种超越的、普遍的正义，只有特定语境中的正义。而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规则恰恰缺乏特殊性的品格，所以法律始终无法接近正义。
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的正义观与德里达有异曲同工之妙。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状态就是一切宏大叙事的瓦解，任何概念都要在微观的叙事中重新定义。传统的正义观强调绝对的正义，这是一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界定的正义，它实际上隐含着集权政治的危险。而利奥塔认为每种生活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正义”。正义是地方性的知识，没有一种统治的和超越的正义原则适用于任何时空内的一切人类事务。因此正义必须建立在具体的游戏规则之中。这种正义利奥塔称为“微观正义”（microjustice），各种微观正义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不能认为一种正义优越于另一种正义。[53] 其实利奥塔的游戏理论是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意义即用法”的说法给概念法学以致命的打击。传统的法学家一直对法学上的概念抱着一种迷信的态度，似乎正义、财产、所有权之类的法学概念真的对应着某种实体，似乎这些概念真的有某种等待发掘的本质意义。[54]而根据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正义不具有什么本质，一切取决于参与游戏的游戏者之间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