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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观点得到了法国当代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印证。根据布迪厄的“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社会学，符号（包括语言）不仅是知识和沟通的工具，而且符号产生以后，反过来会强化和塑造现实的秩序，人们对于各种事物的分类实际上就是符号权力进行建构的结果。[14]符号权力使我们认识到：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15]对法律语言来说，布迪厄将法律语言视为“有关命名和分类的一种凌驾于一切的符号暴力形式，这种命名和分类创造了被命名的事物”。[16]在《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一文中，布迪厄详细地阐述了法律语言的符号权力的性质。他指出，法律语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复杂的斗争、进行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的结果。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争夺对事物的命名权其实就是权力的斗争，整个法学话语系统都和现实的权力结构相对应。[17]
福柯话语理论同样说明了法律语言和话语的压迫性。福柯对流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直保持着警惕，所以他更偏爱用“话语”（discourse）来代替“语言”。话语是一组语言的陈述，它包括对话、叙述、争论、发言等等语言单位，[18]它比“语言”的内涵更加丰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一种话语的分析，通过话语分析他力图揭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19]福柯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场域中都有一套特定的话语形成机制，使得该说的东西必须得到明确的言说，而不该说的东西则严肃地保持沉默。结果就是：一种话语的产生，必然以牺牲和剥夺其他的知识话语的资格为代价。[20]后现代主义法学运用福柯的观点，指出法学话语受到各种学科规则的筛选和控制，使得话语权力集中在少数的法律家的手中，他们使用一套普通民众不解其义的术语，掌握了法律上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限，从而强化法律家集团的地位和利益。[21]
总之，在后现代法学看来，法律语言的分类决定和塑造了人们认知法律的方式，任何法律语言和法学话语都必然浸染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所以传统法学家宣扬的理性的、中立的法律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主体的黄昏
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 [22]的二元论哲学之后，西方人就陷入了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中。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不停地变换形式，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表达方式。主体性哲学思维反映在政治和法律活动中，就变成康德所说的人的“自由意志”。在国家和社会方面而言，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和社会是建立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的一致同意基础之上的。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学把人看作是整齐划一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把人都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在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可见，启蒙的主体性哲学思想是近代法律和法学主体性思想的根基。[23]
然而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的攻击。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主张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24]例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消解人”。[25]而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他认为在考察法律问题时必须要清除掉先验的主体观念，从来没有离开权力强制的个人（个体），而只有权力制造主体。福柯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把人（human beings）制造成主体（subject）的历史。他研究了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规训机制，进而指出：“个人无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同时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26]作为法律主体的“自我”在福柯那里被彻底瓦解为现实的权力关系。[27]
罗兰·巴尔特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揭露了另一种“人之死”。他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把作者置于权威的地位，对作品阅读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作者的“原意”，作者的原意指导着读者的解释，所以读者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必须服从作者。而巴尔特则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谁都没有特权赋予文本以终极的确定意义——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内。作品一旦完成，作者的使命即结束，剩下的就是读者如何阐释作品。巴尔特赋予读者以更自由的阅读权利，在击落作者权威的同时，激活了读者的创造性，他的名言就是“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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