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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中,案件的积压，诉讼的迟延，周期的过长，案件审结期限往往得不到遵守[34]，不仅与上文所讲的及时性原则相违背，最重要的是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程序设置烦琐，简易程序不简；审级制度不合理，再审程序发动频繁；诉的不当分离降低了办案效率；无过错当事人因涉讼而作的必要花费得不到补偿，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执行难”裁判内容难以实现；同时，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导致“错误成本”高昂，这些都显然属于诉讼非效率的情况，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诉讼程序有时又是非常“迅速”的，“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公检法机关联合办案，“政法委”统筹协调，上下级请示汇报，诉讼的“速度”不可谓不高；尤其是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从严从重”，可不受送达起诉书副本、送达传票、通知书期限的限制，并把上诉、抗诉期限缩短为3天；并在审理中，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法官仅依一些书面材料作出决定，这种“影子审判”，“速度”是非常快的。但由此作出的裁判的正确性，确实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由此种“快速”审判所付出的“错误耗费”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这种程序在总体上也是非效率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综上所述，程序结果的非正义与程序结果的非效率，都是对程序外在价值的背离，同属于“程序的外在异化”。
三
通过上文对程序非正义、程序非效率、程序非理性、程序非自治等程序的内在异化与外在异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程序异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初步法治社会，人们高呼程序正义，但却忽视了对程序缺陷性的分析。尽管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程序非正当的情况，但程序“异化”的含义要远比程序“非正当”，内涵丰富得多。
实际上，程序异化有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人治社会下，恣意横行，权力不受约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程序（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意味着对恣意的约束，它是一种应然的符合程序价值的程序）；直到近代法治社会，程序的价值和地位才得到至上的推崇，程序正义成为追求的目标；但程序非正义、非理性、非效率、非自治等情形的同时存在，程序异化问题凸现；而对程序异化的解决，即对程序异化的“再异化”（扬弃），则是对程序本原的回复。经过这么一个程序“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完善的程序法治才能确立。
程序异化的历程可用下图表示：
无程序 程序 非程序 程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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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社会） （法治社会） （程序异化） （对程序异化的扬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程序异化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长期化合酿成的苦果。这其中既有法律本身方面的因素（如法律的滞后性、抽象性和不确定性等），又有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影响，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上的缺陷和观念上的缺失乃是两个重要的方面。在制度上，设置不合理，不科学，裁判机关不独立，制约机制不健全，程序的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在思想观念上，“重实体，轻程序”， 程序文化贫乏，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者，还是普通民众，程序意识不强烈，程序理念匮乏，“程序法盲”大批存在，“中国人寻求的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即“事实上的乌托邦”），正当、合理、民主、科学、人道的程序没有得到重视，程序异化也就由此而生。
程序的本质乃是对恣意的约束，程序异化则是对恣意的放纵，程序具有理性、稳定、权威的特点，“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缺乏完备的程序要件的法治是难以协调运作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35]。而恣意，作为人类理性的缺失，作为对程序的反动，乃是程序异化的内在动力，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程序异化的产生和发展。可见，程序异化的源起是恣意，恣意的根源是人性；只有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才能最终避免程序的异化。
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兴起，就是基于对程序异化痼疾的反思。审判方式改革的途径，乃是强化程序，限制恣意；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则是实现程序的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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