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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不民主：
最初，程序与民主并不相连，程序与民主的联系则是特定历史阶段赋予的，程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现代化，更是现代的事情。民主的程序应当保障主体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和行为自由，以及当这些自由受到侵犯时给予足够的救济。然而，现代程序中的非民主化问题，并没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现实中，程序压抑人性，程序压制自由，程序背弃正义，当事人积极性受到抑制，难以充分表达请求和意见，这是程序不民主的一方面；作为程序不民主的另一方面，体现为法官专横，滥用职权，恣意横行，判决的可预测性大为减弱，不能够实现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诉讼程序，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的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的目标。
同时，即使作为“诉讼民主”体现的陪审制度，恐怕也是千疮百孔，毛病百出，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决，陪审成“陪衬”，陪审形式化等问题突出。
综上所述，程序非中立、程序非参与、程序不公开、程序不平等、程序不民主皆是程序非正义的体现。
其次、关于程序非理性
由于“人是一种理性动物”[17]，它应具备最低限度的理性能力。这就要求人们所设置的程序也应具备理性，法官在制作裁判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而不能是任意的和随机的。“程序并不等于形式，程序的基础是过程，其实质是反思理性”，[18]程序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指的是“法律的推理过程的逻辑整合性（Logical integrity）、各项程序制度对非理性因素的排它性”[38]。而程序非理性则是对程序合理性价值的背离，它具体包含以下几种情形：
1、 程序的人情化
由于“程序的实质乃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设计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的裁量”[19]，而现实中，法官的恣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限制，司法官可以自己调查取证，由于没有严密的程序规则，庭审中可以任意的打断参与者的发言。由于受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影响，裁断者作为“父母官”，司法行政化，一方面，案件的处理不仅要遵循程序“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另一方面，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现在几乎是无案不说情”，程序受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极大，以致于“决定法官当天判决的不是法律，而是他当天早餐所喝的咖啡是太甜还是太苦”[36]或者是其他非法律因素。
2、 程序的简单化
这不仅表现为程序立法的粗糙，而且表现为司法中简易程序的滥用，庭审程序的形式化，书记员主办案件，调解过程的非程序，“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不当推崇以及程序执行中的非约束性等。对此，美国法学家庞德有深刻的论述，他说，“程序的简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循环呈现的问题。中国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先进的现代程序制度，但有些人强烈要求简化之。首先必须注意，在经济组织化的复杂社会中，让当事人和法官来个简单的碰头会、随机应变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外行人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过分简单从事是危险的。为了保证决定的合理化，必须要求在认定事实的陈述和适用法律的主张之间系统阐述其理由，此外没有更有效的办法”。[20]这种程序的简化，表面上是为了防止程序的自缚性、保守性和滞后性，实质上则是对法官恣意的放纵，最终导致司法腐败的产生。
3、 程序的非选择性
程序参与者在程序运行中享有选择权，即在法定范围内，选择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仲裁、公证或是诉讼），和在诉讼过程中选择程序（如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上诉、撤诉、申诉等）以及程序有关事项的权利，这有利于调动程序参与者的积极性。
程序非选择，指的是对程序主体选择权的剥夺，具体表现为：（1）程序主体（此处仅指非国家机关）无权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可以不经程序主体的同意；（2）在简易程序中，程序主体无权选择言词审理还是书面审理；（3）对二审法院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案件，由于当事人无权选择适用二审程序，必须按一审重新审理，可以上诉、抗诉，从而导致诉讼的拖延；（4）程序主体对诉讼中的鉴定人、陪审员无权选择；（5）“公益案件”中，程序主体的选择权有限；（6）程序主体不能自主地决定撤回起诉还是撤回上诉；（7）程序主体选择非讼程序结案方式的范围有待拓宽。[21]由于“一切机械决定而不留余地，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一切随心所欲而缺乏约束，人们就会失去信赖”[22]，程序的非选择性，将极大的损害程序主体的积极性和程序运行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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