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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文“程序异化”中的“程序”，指的是“事实上”的程序，还是“价值”层面上的程序呢？笔者认为，它应当指的是“价值”层面的程序，这是因为，程序作为实然的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好坏优劣之分，更不存在“异化”问题，况且“异化”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事情。因此，在对程序进行了实证分析之后，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为了立论的需要，本文中的“程序”仅指一种应然的、正当的、合理的程序。
因为公正的程序是正确适用法律、公正进行裁判的保障机制，同时也是法律正义的直接体现，谷口安平说，“程序是法律的心脏”，法律的正义惟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实现，公正的程序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正是这种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主要区别”［７］，因为在法治社会下，“行为通过程序进行，关系通过程序联结，制度通过程序体现，过程通过程序展开，结果通过程序形成和正当化”，而程序的公开性、参与性和角色分化独立所带来的抗辩性和交涉性，以及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程序成为控制裁判权力滥用，保障和实现被裁判者程序性权利的特有装置。由于法治的实质和主题在于对权力恣意、专断、滥用和腐败的控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程序的限制恣意又不排斥理性的自由选择的特性和机制，恰恰就成为法治的实质构造。所以，“正当、合理、民主、科学、人道的司法过程和程序对于法治来说，不只是法治的衡量尺度，也不只是法治的实现方式，更是法治实实在在的过程本身”。［８］这种正当合理的程序，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可见，程序正义实为可贵；但当程序非正当、非合理、非民主、非科学、非人道、非效率、非理性时，它还是不是“程序”呢？笔者认为，这种“程序”已被异化，已不再是“程序”，它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背离了程序的价值目标，成为一种统治人们的异己的力量，“程序异化”也就由此而生，它的本质乃是对程序价值的背离。 而程序的价值则源于法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按照通常的解释，包含“法促进哪些价值”，“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和“在同类或不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进行评价”等三层含义。［９］相应地，程序的价值也可分为“程序本身有哪些价值（程序的内在价值）”、“程序促进哪些价值（程序的外在价值）”和“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评价”等三个方面。
其中，程序的内在价值指的就是程序正义，它是“程序本位主义”的体现，“程序正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价值，是一种标志着法律程序具有其内在优秀品质的法律价值，从普遍意义上讲，它的存在与其所要达成的法律结果的正确性没有必然的关系”［１０］；而程序的外在价值，又可称为程序的功利性价值或者工具性价值，这种价值的存在取决于程序是否产生了公正的结果，“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除大量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在这里，程序仅仅是作为实现好的结果的工具或手段发挥作用的；上述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按照罗尔斯的观点，乃属于“完全的程序正义”，即在程序之外，存在着决定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某种标准，且同时也存在着使满足这个标准的结果得以实现的程序的情况。至于程序的第三方面的价值，以往并未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它指的是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阶位，以及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
程序异化的提出，离不开对程序价值的分析和对程序价值的透视，程序异化的实质正是对程序本质与价值的背离，这里的程序已演化成为一种统治人们的异己的力量。“程序异化”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加深对程序本质的认识。程序异化作为对应然程序的自我否定，不只存在于学者们的理念中；实践中，程序被设计的粗糙、空疏，缺少保证程序的参与性、对等性、合理性、自治性、及时终结性、人道性和裁判者中立性等程序异化现象比比皆是。现实中，审判方式改革只所以进行的如火如荼，正是基于对程序异化痼疾的反思。因此，加强和深化对程序异化的研究，有助于防范程序异化之流弊，保障程序的正义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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