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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程序异化乃是对程序价值的背离。以程序的价值为标准，可将程序异化划分为程序的内在异化和程序的外在异化两大类。
一、 程序的内在异化
这种异化，指的是程序对其内在价值的背离，而与所形成的结果无关，它包括程序非正义、程序非理性和程序不安定三种情况。
首先、关于程序非正义
由于“从程序本身着眼，公正是它的最低要求或标准”，[16]“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11]，“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 )和“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被视为两项古老的程序公正标准，它们包含了公平、正义、合理等基本理念。1999年《中国律师》杂志连续数期登载的邱兴隆的文章——《还程序以正义》，就说明了这点：既然要“还程序以正义”，那么必然存在程序“非正义”的情况。而程序“非正义”，则是对公平、正义等程序内在价值的背离，是对程序本质的根本反动，具体包含以下几种情形：
1、 程序非中立：
按照戈尔丁的观点，程序应当中立：（1）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2）结果中不应包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这是由现代“三方组合”的诉讼结构决定的。[12]而现实中，回避制度落实不彻底，对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成员的申请回避无法律明确规定，并且关于回避事由之一的“近亲属”规定，范围过窄，司法人员不能做到“不带对特殊利益的特殊感情”［１３］，有的甚至对当事人的回避申请置之不理；另外，实践中审判人员存在先入之见、产生预断的现象严重，导致先定后审，庭审形式化等问题。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程序的中立与公正。
2、 程序非参与、程序非人道：
程序参与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它包括四层含义：（1）参与者应在裁判制作过程中始终到场；（2）程序参与者应有意义的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3）程序参与者应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诉讼活动并有效的影响裁判结果；（4）程序参与者应在参与过程中具有人的尊严，并受到人道的对待。[14]
但现实中，法官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调查取证权时，几乎没有通知过当事人和律师在场；法律所规定的缺席审判制度（有些法官甚至在刑事案件中对被告人也实行所谓的“缺席审判”），无疑更是对程序参与主体“到庭原则”的背离；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的失衡，剥夺了他们在诉讼中的充分参与机会；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追加，审判人员自行对案件的移送执行，二审中的书面审理，以及法院对当事人撤回自诉与撤回上诉的限制，无疑都妨碍了程序主体“有意义”地参与诉讼；由于证据规则的缺乏和庭审程序的无序，导致当事人无法充分地举证、质证；诉讼中的人身侮辱、暴力胁迫、刑讯逼供、精神压制等事情，更是对程序参与主体的摧残。上述的种种异化现象，都是对程序主体“自主地、自治地”参与原则的背离。
3、 程序不公开：
由于“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化是公正程序的重要内容，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操作中完成的，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15]。但实践中程序不公开的现象甚为严重，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法庭的审理和判决不公开，二是诉讼证据不公开，三是限制公民的旁听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具体而言，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不公开，合议庭评议的秘密进行，死刑复核程序实行的书面审理，二审程序中的不开庭，以及开庭后迟迟不宣判等等“异化”现象，都明显违背了公开审判原则。
4、程序不平等：
程序不平等有三种体现：一是程序参与者在诉讼过程中不享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条件；二是法官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不予以平等的关注；三是在集体决策中，平等原则的必然延伸就是奉行多数人决原则，而“多数人决”又必然导致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制，从而走向平等的对立面，所以有必要加强对弱者的保护。而在现实中，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不平等，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搭配不当，尤其在侦查阶段，控辩不等，控辩失衡，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强力而言，被告人无以抗衡。这种程序上的不平等，将极大影响诉讼的民主性质和“三方组合”结构的实现。因为“程序平等实质上是政治平等、社会平等、机会平等与人格平等的延伸与要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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