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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我以为是似是而非的。中国文化相信经修身养性人可以成为圣人、神人、至人，而西方文化虽然信仰上帝，但人只有膜拜上帝的权利，到底谁更加强调人呢？依我之愚见，“个人—集体”之说不是出自中西文化整体上的比较，而是出自中西法文化的直观比较，是以点代面的结果。不过，就是在法文化这一“点”上，这种说法也有待剖析。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权利”概念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视物为人的延伸——这就是所谓的强调个人，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中国文化一向视物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也有它积极的一面。把物视为人的延伸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人很容易被物化，——这或许是西方今天异化特别发达的一个原因；强调物为身外之物也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人对物的主张及处理往往缺乏道德上的底气，显得中气不足，——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商业未能发展至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另外，我们前面也已经看到，权利作为一种现象，中西方肯定都有，而作为一个概念，为西方法文化独有，虽然这个概念有前述妙用，但终究不过是法学家的解说，其实质乃是自由的一些项。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权利组合在一起，也不能标明自由本身，只能说明自由有形的一方面：行为自由，——由此也可看出对权利的强调仅是对行为自由的强调；至于心灵自由，是由法律在行为自由的基础上因假定自由意志而存在的。与此相反，中国文化并不是那么强调行为自由，它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心灵自由上，因为身为心狱。如是观之，大抵可以说，中西文化在“个人”上的差别在于：西方文化强调人的有形的一面（自由有形的项），中国文化强调人的无形的一面（自由无形的项）。
阿：但是，瑟瑞斯，对人的无形的一面比如道德、精神、心灵等的强调，往往被用来服务于集体。我看“个人—集体”之说还是没有错，只不过应限于法律。
瑟：是的。不过，奇妙的是，“民族国家”（这也是集体）正是西方文化的近代产物，中国受其感染，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官方的说法是多民族国家）。而在古代中国，民族只具有文化上的意义，不具有人种上的意义，而且，在集体的序列——家、国、天下——中，天下乃最大之集体，这与“民族国家”的狭隘性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阿克太琪，“个人—集体”之说也许在实在法上是成立的，但在应然法上，大有倒过来之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天下的强调必然指向个人。
坡：看来我刚才的比例又得修正回来……在法的根本（道）、本身（法）、作用（礼）三者中，普通法系只逮住了一半，因为他们有法无道，而且在他们的“礼”中，只强调人的有形的一面；成文法系肯定少于一半；古代中国也只逮住了一半，因为在古代中国有道无法，而且礼中只强调人的无形的一面。中西得互补。
阿：坡埃，诗人的算术总是荒唐的，只有他们才会把算术用在算不清楚的地方。说中西互补，那不过是我们文化的自慰罢。
瑟：我不知道中西互补对于西方来说是否必要——这应该是他们文化的选择。但对于中国，以西补中确是非常必要的，鼎之三足不可无法。至于礼对自由有形的一面的强调，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可自然衍生出来。
阿：这样说是适中的。
7．5邪恶的定律
坡：本当养天下浩然之气，可如今中国竟三足全无。
瑟：今天的中国也有三足：意识形态（主义、思想、理论，甚至讲话）是根本，手术刀是本身，阴谋操作是作用。这是另外一种宏大叙事——人造的宏大叙事，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意识形态）层面上，再通过手术刀和阴谋操作进入社会实践，其结果是阴谋阳谋化，解剖日用化，整个社会此处彼处都是人性的短缺。
坡：此三足是一切假的宏大叙事的共同特点。
瑟：对比真假宏大叙事，再结合我们关于法律与标准的讨论，或许我们可以引出一条定律：一切社会政治理论若不经由法律而作用于社会实践，必然导致灾难和邪恶。
坡：极是！手术刀剖身，阴谋术剖心。
阿：瑟瑞斯，你说的法律是什么意思？难道一切政权——不管它们是怎么来的——没有颁布法律吗？如果不澄清这一点，这条定律是没有适用场所的。
瑟：阿克太琪，我们已经讨论，法本身是参与——制度以程序的方式对习俗与惯例演变机制的参与——的应然状态，这也是法的应然状态。当然，一切实际的参与与法本身肯定有一定的距离，这就是实在法。在我们的定律中，对法律要求不高，法律并不一定要指法本身，更多地是指“实际的参与”这种实在法。如果背离参与而行，那么所谓的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尽管它会如此自诩。
坡：这种法律必定是手术刀和阴谋术推销自己的套数。
阿：如果不以程序的方式，而是制度直接参与呢？
瑟：按我们前面讨论，古代政治社会的法律在不同程度上与此接近，古代中国是典型。这仍然是法律，虽然与“法本身”相比，中间隔着法的沟壑。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法律仍以“礼”（习俗与惯例）中的原则为依，尽管其中的政治视这种原则为术。这种法律兼有原则与术的两面性，也正是在原则这一面上，它才成其为法律，在术的层面上，它是统治者的意志。从实证的角度加以考察，得出了法是统治者的意志的结论，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这种术可以是依附于原则的术……
阿：等一等，瑟瑞斯，如何依附？
瑟：“依附”当然是形象的说法。不过，阿克太琪，请回想我们关于正义大音与“统治正义”的讨论，再请回想我们关于原则、规则与程序以及我们关于意志的讨论，如果没有谁把抢劫者的意志当作法的话，我想我们能够想象出这种“依附”的模样。事实上，一切法律上的实证从来都没有考察过抢劫者的意志，那是因为在考察者欲实证之前，他就已经认为这不是法了——是什么东西使他认为此是法或彼不是法？我斗胆猜之，正是“法本身”通过他对“人本身”的感悟及认知的使然罢。不幸的是，求实的精神往往让实证者们把统治者的意志当作法，而忘掉这种“法”在认识方面还得依附于他对于“法本身”的感知，在现实方面还得依附于“法本身”实际上的实现， 最终的结果是让他们普遍倾向于依附权力，这真是人与法的共同堕落。因此，把法是统治者的意志的实证结论当作一条必然的真理，实际上是把硬币的反面当作正面，把术当作了原则。我们国家公开宣称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最终的结果是法沦落为术。
阿：好像实证主义一点用处都没有？
瑟：如果实证主义本着企及法本身的精神，那大可提倡。不过，不管是否有此精神，实证主义者们的研究结果都可以作如此之用。
阿：另一方面，瑟瑞斯，如果制度程序化，但并不参与呢？
瑟：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制度程序化，按我们前面的分析，得有执牛耳程序，如果制度程序化而不参与，那相当于说执牛耳无效。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少数民族身上（他们的习俗与惯例被优势民族鞭达），这仍会导致灾难与邪恶。纳粹的法律就具备这方面的特征，程序化不足（秘密警察存在），但灾难和邪恶有余。因此，以我们的理论看，纳粹的法律虽然具有法的外貌（可以实证，只要人们愿意把它当作法去实证），但不能算是法律，因为它践踏了天地间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的公正，不仅不允许少数人说服多数人，反而把他们直接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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