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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这正是症结所在。如果私人成为老板，还有政府来监管，但如果政府成为老板，不知谁来监管它？——在我们国家，国有资产巨额流失不就是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吗？当然，我们可以置政府于法律之下，让其在程序中治理，但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类行为，需要的是可行性研究，而这是无法程序化的。因此，阿克太琪，政府的行为应该是监管性的，而不是行动性的（这可算是无为而治的另一层意思）。政府应该把民众能做的一切事情让与民众，只有当某些事情民众不愿做、不能做时，政府才有行动的理由，——我想法律应该以此为原则。
坡：政府唯一应该投资的是去开发火星。
瑟：这是一斑。
阿：瑟瑞斯，可行性研究也可以程序化，只是留有更多的余地罢。
瑟：可行性研究确有它自己的步骤，但说研究可以程序化，简直是说思维可以程序化。另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既来自税赋，该设施在完工之后，就应该为民众免费使用，至少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这即是说，在财务上投资是货币化了的，但收益就不是如此。因此，这类可行性研究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值得怀疑。
坡：正是！在我们国家，很多豆腐渣工程除非倒塌下来已致人于死命，不都是优质工程吗？我看这类可行性研究本身就需要可行性研究，结论只能是放弃这类可行性研究。
瑟：是的，如果真要维持这类可行性研究，收益货币化的要求就为政府再度盘剥百姓提供了理由（这是政府政绩的需要），这类可行性研究最终会成为如何盘剥百姓的可行性研究。
坡：我们的官员满肚子的心思全是这类可行性研究。他们可没有收益货币化之虞，只要摸摸自己包里的储金量就行。
阿：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因为程序系统自恰程度不高的缘故。而我们国家也正是因为对这类投资缺乏监督机制，才导致了诸种弊端。
瑟：如果放弃这类行为，程序系统会更加自恰，为什么不放弃呢？至于我们国家的监督机制，那将永远不够，越监督越需要监督，监督本身制造了监督的需要，原因是象可行性研究这类行为无法监督。
坡：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现实：制止腐败造就了更多的腐败。
瑟：所以这叫制度性腐败（海外称为结构性腐败），这与法治国家中有可能出现的个人腐败是不同的。前者因制度对效率的追求，必然呈现出一种扩张的趋势，后者在程序系统中必定会被抑制。
阿：如此看来，让私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确是有必要的，但法律得防止他们把对国家命脉的管理变为控制。
瑟：是的。
坡：有一个问题令我困惑，我们国家办事关卡重重，手续繁多，这是不是和程序化的好处相反呢？
瑟：不。关卡重重、手续繁多确是程序的深化，但这正好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讨论，程序化有可能导致制度的目的不达。事实上，坡埃，我们同样也讨论过，程序的深化应以程序系统的自恰为前提。在我们国家，执牛耳程序尚不存在，整个程序系统仅徒有其表，很难有什么自恰之处，因此，关卡重重、手续繁杂之类的畸形深化，只能进一步破坏这个徒有其名的程序系统的一息自恰。另外，程序化的目的在于抑制权力，这就要求一道程序应由另一道程序来深化，而不应该由该程序自行深化，因为权力是不可能自我约束的。而关卡重重、手续繁杂正好相反，它是程序自行深化的结果，其实质是官员们打着自我约束的名义，在行权力膨胀之实。
坡：这是自我立法。现在所有的机关，包括一个小局、小科都在发布规定，这些规定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法律，——他们哪来这种立法的权力？
瑟：自我授予的。——这整个政府的权力都是自我授予的，其中的大、小诸侯跟着主子如法炮制，不是很正常吗？
阿：现实真是刺伤语言的荆棘……瑟瑞斯，把效率和公平放在一起，人们通常的看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你又如何看呢？
瑟：这是权宜之计为自己找到的最一般的理由。阿克太琪，我们已经讨论过，效率出自于自由，而一个社会拥有自由的程度与公正被实现的程度是一致的。有了这两点，就不难看出公正在逻辑上优先于效率。可以说，没有公正的效率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改革开放不是越走越易，而是越走越难，就是因为颠倒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效率最终不得不靠政府的虚假数字来维持。
阿：除了少数人钻了制度的空子，我看不出改革开放有什么不公正之处。
瑟：不是少数人在钻制度的空子，而是制度的空子在等待着少数人去钻。我们的制度一直在鼓励人们要改变观念，还要改变观念，直到无法无天为止，便是说明。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官商分赃必勾结……
坡：朋党得“道”横着走，鸡犬升天“大团结”。
阿：坡埃，你可以把一切正经的问题打油成诗。
坡：文人通用的自嘲，我用一用又何妨？总比有人把制度打油成私好。
瑟：的确，我们的制度就是一个打油场。……阿克太琪，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中的不公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中央剥削地方，⑵城市剥削农村，⑶官僚剥削人民，⑷沿海剥削内陆。
坡：四大剥削！这是新四害。
阿：这怎么可能？
瑟：你得质问现实。只是人们从来接受的观念是我们已经消灭了剥削，因而不愿正视剥削的现实罢。试问我们以什么方式消灭了剥削？——我们以压迫的方式消灭了剥削。前三种剥削系继承而得，改革开放的功劳就是把它们由压迫变为剥削，第四种剥削是改革开放附带的创举。
阿：好吧，瑟瑞斯，还是让经济学家去写“新资本论”吧。……就算法律认为公正应优先于效率，可是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完全可能持相反的看法，因为公正往往是用来要求他人的，而不是用来要求自己的，——这岂不意味着法律与人的行为有一种内在的不统一？换言之，法律欲以公正保证效率，但在个人行为中，人们往往追求效率、忽视公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张力？
瑟：这种张力是由人们错误的观念造成的，是一种假相。人们错误地认为：保持自己的正直、朴实，依自己的原则行事，会对自己不利。在我们国家，这种错误的观念经制度的教唆（请记住法制是文化的触发器，法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已放大成为：不违法，休想得利。于是人人都在找窍门，钻空子，倡导厚黑、介绍计谋的书籍也络绎不绝。如此，个人的行为与法律，不是不统一，反而是沆瀣一气。这是我们国家的怪现状。
如果人们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就会看到个人行为与法律之间内在的和谐。在人的行为中，充满了频繁的决策，如果这些决策都得出自功利算计，那么人的头脑是不够用的，它会纠缠在犹豫不决中，并且常常“死机”。而原则之所以必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能减少决策中的犹豫不决。依原则行事，只需考虑例外情形，不管有无例外的合理理由，（确定例外的理由实质上是在比较原则的分量。）决策都会来得坚定而自然。当然，原则也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而这恰恰就意味着遵守经千百年实践锤炼、包含在习俗与惯例中的原则是最合理的（此理对于比较原则的分量同样适用）。哈耶克深明此理，他说，有许多案例都表明，那些大获成功的人，恰恰是那些坚持“盲目习惯”，比如“诚实为上”的人，他们的成功击败了那些按照理性倒行逆施的聪明的同类。在此，我们可以说，习俗与惯例是成功的指南，而这其实是“习俗与惯例是自由的指南”的延伸，因为一个纠缠在犹豫不决中的人的任何决策都是一种打赌。
阿：瑟瑞斯，你好像在说，依功利计算行事的人，他们的大脑在用ASC码编程，而依原则行事的人，他们的大脑在用高级语言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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