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正是！
阿：难道真正的法就是西方的法律？
瑟：在认识的第一个层面上，可以这么说，这符合大家的感觉；在第二个层面上，真正的法是“程序中治理”的程序，这是法治的要求；在第三个层面也即最后的层面上，真正的法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本身——参与的应然状态。这一应然状态实际上是以道为根本，以法为本身，以礼为作用，摄道、法、儒三者为一体。
坡：难怪西方只逮住了庄子一半的秘密，在道、法、儒三者间，他们只强调本身，不强调根本与作用。
阿：坡埃，每一个国家都有习俗与惯例，都有他们自己的“儒”或“礼”。
坡：那看来普通法系只逮住了三分之二，成方法系仅逮住了三分之一，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二。因为他们只强调治国之法，不强调治国之道。
阿：牵强附会。……瑟瑞斯，我以为“根本”、“本身”和“作用”的说法是勉强的，比如，把礼说成是“用”，与常理不合，礼在中国，不仅用于修身，而且用于成人，虽为“用”，但确是比“用”更为根本的东西。
瑟：的确。我用“根本”、“本身”、“作用”等词，是欲以抽象图形象，没有顾及事物愿不愿意。但语言本就是对于事理的强制，我思，则物逊。也许我们该静悟一切，要不就一直思下去，直至恢复物之自然。不过，不论抽象与形象，抑或思与悟，坡埃将其量化，虽然更为形象，但也更加强制，随时都可能僭越人的感觉。
至于把礼说成“用”，虽与常理不合，但在“治”，而不是在“人”（人本身）的层面上，确系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法与人本来就是和谐的，法自己的“治”与人自己的“治”也应该和谐。修身即是自“治”，以便成人，以礼修身，此处的“礼”即为“用”，一旦成人，礼就成为某种原则性的东西，与“用”无关。中国人一再强调“为人”、为人”，便是例子。“为人”在“人”的方面，即是要依原则行事，在“治”的方面，即是要用原则成为人。如是反观法自己的“治”，即法之修身为法，则必定以礼为用，以道为根本，如此，法才可以成为法本身。至于法在其成为法本身之后，对社会之治，恰如人在成为人之后与他人相处，应以礼为原则，道似乎反而逍遥在外了。不过，也正如人在与人相处中不断成人，法也在与礼相处（即我们所说的“参与”）中不断成法，道还是根本，由根本成人、成法。
阿：瑟瑞斯，我不知道你的分析到底是抽象中的形象，还是形象中的抽象……我有一种感觉，情况仿佛是：法自己的“治”与人自己的“治”既然是和谐的，或者说同一的，而前者之“道”主要是无为而治，难道后者之“道”也是无为而治？
瑟：你的感觉是有道理的。无为而治为道，是于法对社会之治而言的，要求制度以程序的方式参与礼的演变机制；这于人，相当于人与人之间相处，即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得把自己的自由意志转变为权力意志而图有为。如此，无为而治于法于人是相同的：抑制权力或权力意志。当然，无为而治于法自己之治亦为道，因为自由既为正义大音的最佳聆听者，法之自治就应该由自由为之；与此相仿，无为而治于人自己的治亦为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说以意志的强力拔升自己的人，成了他们所意欲的对象，他们大多反而成了疯子。无为而治于法、于人在此也是相同的：强调自由，特别是心灵自由。
另外，关于形象与抽象的关系，值得补充几句。抽象大抵是指“抽”的过程，形象是指“抽”的结果，只不过一些抽象中的形象对很多人来说难以具象，因而显得抽象。但我们的思维都是以图像来思考的，图像即形象，所谓抽象思维，其实还是形象思维，而是不是抽象思维的关键，应该在于思维中有没有“抽”。“抽”的过程，以我个人之见，乃共相形成的过程，唯实论以共相为质，或为体，在思维中即形象，唯名论虽以共相为名，但仍脱离不了形象来思考，只不过思考的结果是发现共相不过名称罢，是人们“抽”的结果。但一切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共相，都是“抽”的结果，因而一切形象思维必以抽象为前提，只不过“抽”的级次有别，低层次的“抽”已成为常识而不人们所觉察。至于“抽”的过程本身，大抵相当于精神形成的过程，而这是最说不清楚的，因而也是最为神秘的。试问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灵感是怎么产生的？别无他法，唯有保持心灵自由，无为而治。
坡：的确，一定要无为，但也要而治，才可“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阿：也许这种神秘论是正确的。不过，我感到无为而治于人亦为道似乎有点随心而论。瑟瑞斯，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按刚才所说，法对社会的治理以礼为原则，这些原则本也是人的行为的原则，这即意味着法治得以人的自治为基础，可法律对社会之治多用惩罚，这是不是说，因为人不能成为人，法律反而要惩罚他呢？难道法律是在拿着鞭子，让人成为人？
瑟：你说的是
刑法，借了别人的东西还给别人，绝不是什么惩罚。法律当然包括礼——习俗与惯例（道德法），在道德法的濡染之中，人大多是要成为人的，法治得以人的自治为基础，不过是法得以道德为基础的换一种说法。如果人在道德的濡染中真的不能成为人，比如傻子、白痴，法律不可能强迫他们为人，只有对那些能够成为人而不愿为人的人，法律中的制度才具备惩罚的资格。这就意味着，如果制度不以礼为原则——不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那么，惩罚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是在道德法中濡染成人，不是在制定法中濡染成人。剥夺了人成为人的条件，还要因为他不能成为人而惩罚他，或者惩罚那些在道德法的濡染中已成为人的人，仅是因为制定法不认可他们，都是毫无道理、失却人道的。因此，所谓鞭子之说，不论是强迫为人，还是卢梭的强迫自由，都是制度背离习俗与惯例（道德法），自以为是的结果。
当然，制度虽以礼为原则，但若不以程序的方式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必将损及自由，也将损及人之为人。我想这才是所谓“礼教吃人”的真正含义。由此反观中西法律，绝不是什么有无法的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制度是否具备程序化的机制。不过，要是法特指“法的统治”中的“法”，而按我们的理论，这个“法”不过程序罢，那古代中国倒是真的无法了。
坡：礼教吃人比起现在的疱丁解人，真是相形见拙。到底谁更加无法？
瑟：是的，鲁迅先生当年的“狂人日记”现在已变成了平常人的日记。
阿：关于中西法的不同，我想应有两点补充。⑴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儒、道在封建社会，是术与原则兼用，即便纯粹作为原则，也肯定不及西方法律中来自上帝的原则坚挺。⑵据认为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家、族、国家，这就意味着虽然中西方各有自己的“礼”，但“礼”是不同的，礼中的原则也不同。
瑟：来自上帝的原则虽然坚挺，但是，阿克太琪，基督教不是已经没落了吗？有趣的是，西方法律中的原则并没有随着上帝的逝去而疲软，反而弥坚；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情形，子不语怪力乱神，但礼中的原则（虽被政治视为术，但实已是汉代以降社会的基本）光彩不减，相反，只是随着近现代人工神的造就，传统中的一切原则多则被戕杀，少则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