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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但封建国家的主权并不来自于人民。
瑟：主权真正属于人民的是现代民主国家。依此而论，这些国家的私有制也就是公有制，其中的私有制以公有制为基础。另外，我们已讨论过，封建社会也有专制民主，这与我们的专政民主，并无质的差异，只有小巫大巫之别。结合民主，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国家都是公有制国家，公有制的性质及程度与民主的性质及程度相应，其中的私有制以公有制为基础；而人们一般所说的公有制，则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不允许有私有制。
坡：公有制是大家都有、人人都无——抽象的有加具体的无。
阿：为什么不允许，是谁不允许？
瑟：我想坡埃的感觉是正确的，公有制与主权狼狈为奸：不允许是主权不允许，公有制正好为这种不允许提供了理由。的确，主权的概念实属莫须有。主权由卢梭肇起，卢梭说，主权者仅仅凭它实际是什么，就一定应当是什么。如此，主权者必定是永远正确或者永远正当的了！当然，主权者在此并不指政府，而是多少有些形而上的实体（由虚拟的社会契约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或者干脆说，就是主权——主权者永远正确或正当的总意志（公意）。按照我们对于意志的界定，意志是不要求具备理由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即便总意志——不需要具备理由的总的决定——得以可能，它也不是永远正确的；按照我们对于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公正的界说，永远正当的东西即便有，也不可为人类所把握。因此，永远正当的总意志——主权，一旦被虚拟出笼，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当它为政府劫持时，政府就是永远正确的了，——真的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要求政府让它的行为具备理由。而政府能够劫持这种总意志，凭的是诸如“天下为公”这类口号的道德力量，公有制不过是这类口号的理论化。这样看来，是公有制在帮助政府劫持总意志——主权，主权便只有以取消一切私有制作为回报。两者的确狼狈为奸，最终的结果是置人民于水火之中。
回头再看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农民从集体那儿承包土地的，但集体是什么意思？——难道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还变相地存在？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乖谬的存在：法律上的集体应是人们自由结社的结果，当年组建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本就是主权对农民自由结社权的剥夺，如今这种剥夺继续存在，只准包产到户，不准从那个早已不存在的合作社中退出来，便是证明。
坡：“集体”是最小的政治单元，是主权的基层干部，包产到户实质上是从主权——国家那儿包产到户的。
瑟：可悲的是：我们的一切权利都是从主权那儿包产到户的。
坡：难怪如今人们虽然拥有不少权利，但总还是有后顾之忧：权利是从国家那儿承包的，国家随时都可以收回。
瑟：因此，阿克太琪，包产到户只是布满毒素的“礼”。学者们求而赞之，只会使民众真伪不辨，最终还是在帮主权的忙。
阿：就算我们的传统已经中毒，礼已布满毒素，那么，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又如何清除这些毒素呢？
瑟：自然清除。仍以包产到户为例，若以我们所说的方式制礼作乐，制度一经程序化（当然首先得有执牛耳程序），主权自然龟缩，毒源隔断，人们马上会对包产到户的价值产生怀疑（现在他们连怀疑的权利都没有）；再经对习俗与惯例演变机制的参与，礼中的毒慢慢蒸发，人们肯定相信真实的权利比承包的权利好，包产到户也将为产权明晰取代。
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瑟：是的，制礼作乐必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实际上以我们所讨论的方式，就已经包含了全民事业的概念。至于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具体应该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个人的头脑所能透视的，还是让自由去高奏它的乐章吧！……坡埃，这才是真正的宏大叙事。
坡：我相信制礼作乐一旦开启，沉睡的中国必将醒来。二位，我看制礼作乐就是庄子化鱼为鸟的秘密！
瑟：我想庄子是会同意的。
阿：我感到好象中国得恢复传统文化？
瑟：这是制礼作乐的必然。
阿：但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糟粕，怎么防止它们在鱼目混珠中流窜到现代呢？
瑟：阿克太琪，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应该由全体民众去辨识，这不是一个政府或者一班知识分子能够代劳的。而让全体民众（包括政府和知识分子）去决定的最好方式，就是制礼作乐，因为去伪存真，本就是制礼作乐的题中之义。如若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阿：这怎么说呢？
瑟：近代以来，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在知识分子中不断加剧：我们的整个传统文化都应该被摒弃。和西方文化比起来，我们只是打不过人家罢，是某种体弱。可知识分子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出了毛病。于是整部近现代史，都是知识分子把中国当作病人医治的历史，开出的处方层出不穷。最后的处方，你我都知道，就是以毒攻毒，整风、反右、批林批孔、思想改造，整个传统文化被弃之如弊履。几经折腾，中国真是一个病人了，她全身中毒，东西毒流布经脉——她的灵魂已经出窍。
在这整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政）府谋皮，最终成为皮上之毛。这是知识分子在中国不具有独立人格的一个原因，他们是医师，但手术刀总是操在别人手里。最后的手术刀，因为受永远正确的总意志的指导，在中国所进行的，是随心所欲的人体解剖。它之所以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即便有阻力，也能立即摧枯拉朽），凭的并不是纯粹的暴力，恰恰是暴力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术、势、阴谋——的巧妙利用。西毒与东毒的结合，让这把手术刀有如疱丁解牛，游刃有余。
东毒以西毒为体，西毒以东毒为用，东西毒的关系，套用一句老话，恰如皮毛关系，东毒为毛，西毒为皮（反之亦然）。这张皮上的大毛教导小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如今在我们社会所能见到的，大多是大大小小的小毛，他们习厚黑，功谋略，无所不尽其用，全都是为了和这张皮有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阿克太琪，制礼作乐本身便是在去皮拔毛，对东西毒的清除，也就是对中西文化中最大的糟粕的清除。
坡：看来当今中国是中西文化糟粕的结合。而制礼作乐本身即是儒家和道家精华的结合。
阿：瑟瑞斯，有两个问题。第一，术和势与阴谋不能相提并论，不应该算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否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是糟粕了。第二个问题坡埃提醒了我，据认为在汉代，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你看，还是术），但其实已诸家合流，至少儒、道、法已合流，只不过以儒家为主而已。儒、道，而且还与法相结合，怎么没有导致你所说的制礼作乐呢？
瑟：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术、势本身不一定是糟粕，但与政治相结合，往往成为糟粕。在先秦诸子中，强调术的是申不害，强调势的是慎到，强调法的是商鞅，这三子合流到韩非子，便是法家之集大成。但法家并不是真正的法家（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家），而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家，当时的名家倒有点象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家，——冯友兰先生早期的哲学对此有所阐述。名家来源于辩者，名家中的邓析本就是讼师，法家来源于法术之士，韩非说：法、术，“无一不可，皆帝王之具也”，——这纯粹就是把法当作政治的伎俩（“儒术”一词也是在此意义上被使用的），法将不法。因此，虽然在汉代，由儒、道、法的合流所制之礼乐确实让汉代造就了当时世界历史的辉煌，但也正是因为法家的政治家之实，儒、道在国家治理方面并未得到真正的结合，它们更多地出自术的需要，而非原则的必然。后来的历史亦然，儒、道在国家治理方面远不及在个人修身方面结合得好。虽然士大夫治天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儒、道被政治当作术用，让其更多地成为原则，但从法制对人的影响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经政治结合的儒、道不免让个人的修身亦有缺陷。因此，经政治揉合的儒、道不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制礼作乐，我们所说的制礼作乐是儒、道经真正的法相结合。
坡：鼎之三足，一足在东为儒；一足在南，随大鹏而至南海，为道；一足在西为法。三足并立，才可问鼎中国，化北冥之鱼为鸟，鼎立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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