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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判决履行宽限期的问题
根据最后一轮订正案文，判决履行宽限期是指当一国的法院针对另一国财产作出了终局判决后，在后者获得三个月的宽限期来执行该判决之前，执行国法院不得对后者的该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除非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另有规定。如果后者在这段期限内不服从该项判决，那么，就可针对后者的该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在公约的一读二读草案中并无此项规定，该规定是在近几次工作组会议中经过代表团讨论，并订入最后一轮订正的备选案文中的。[25]
本规定的立法要旨在于在执行国和被执行国间求取两者利益的平衡。一方面给予了被执行国一段合理的时间来履行判决，另一方面又使执行国能及时保证有关当事人获得的胜诉判决得到履行。[26]
就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看，此项安排有其独到的作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图景展现出这样的画面：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地球村”的时代，国家界限日渐模糊；另一方面，主权皇冠之下国家利益的维护却总在隐性地凸现，在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主权仍是国家间交往的基石。两者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而在国家财产的强制执行问题上，设置履行宽限期可以缓冲两者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一个桥梁，可以将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和其它如政治方法结合起来，以期减少和避免国家间摩擦。
我国一贯主张和遵守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27]对和平解决争端持积极态度。在国家执行豁免中，对履行宽限期的规定，有助于我国与各国在将来发生此类案件时减少纷争，因此在以后的公约讨论中应对此规定持肯定态度。尽管有代表提出，宽限期的提法会给这一期间财产的地位增加不确定因素。[28]但考虑到案文已对国家财产豁免中国家财产做了较全面的界定，这种担心似乎显得不太必要。
四、发展的趋向和我国的对策
自1978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编纂《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28]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虽然此公约草案的前景尚未明朗：究竟是通过外交会议订为有约束力的公约，还是成为一部示范法？但草案的制定过程无疑体现了该事项的国际法现状，给国内立法和实践尚处于发展和演变中的各国提供了交流和协调的讲坛。而公约案文本身是国际法委员会基于各国之间的协议和合意，对此领域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透过国际层面的多元视角，可以看出下列趋势：
其一，在维护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与发展对国家豁免的限制这两者之间，公约草案力图保持平衡。无论是从历次讨论发言还是形成的几次案文来看，坚持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一直是各种立法设计的大前提。但与此同时，对国家豁免的限制亦充分得以体现。管辖阶段到强制执行阶段，国家豁免都不再是无条件的。而从主观上讲，国家可以明示默示放弃豁免，从客观上讲对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的商业划分，也使得国家豁免在商业领域受到重大限制。
公约的制定实质也是豁免和限制相互制约、妥协的过程。这也反映出当前国际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已抛弃或者正在抛弃绝对豁免原则。[29]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但限制豁免论却尚未被确立为国际习惯法上的规则。
其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潜在利益冲突，在公约制定中若隐若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处于市场经济不完善阶段，加之在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基于其自身的角色定位，更多关注对其本国的国家财产的保护。发达国家在外国有众多的投资，在对其跨国公司的利益保护的驱动下，则希望加强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制。
其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此消彼长。由于有关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公约的制定是对尚未确定的国际法规则进行“逐渐发展”，对于许多关键性问题，各国立法实践存在较大分歧。因此，一种倾向就是将这些争议的焦点问题交由国内法处理。而公约的法典化形式本来就追求对该事项的全面规制，而制定公约的一个初衷也即为完成一项国家豁免问题的国际统一法。两种倾向之间总会存有落差，未来完成的公约也终会反映出两者的相互渗透与制约。
对于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试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国内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国内立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但仍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们不能再在立法上留下盲点了，应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立法的经验，结合正在拟订中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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