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于“三方合同”因被申请人没有年检，不能注册登记，于是出现了一个名称与“三方合同”完全一样的“二方合同”，其内容除了将“三方合同”中的三方改为申请人与C公司两方的有关条款以外，完全与“三方合同”相同。关于“二方合同”出现的原因，双方都承认是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年检，“三方合同”不能生效，才订立“二方合同”。但是，仲裁庭注意到：
　　申请人称：当工商局发现被申请人没有年检，不予注册登记后，被申请人即与申请人商量，决定将被申请人的50％股份和申请人10％的股份合并为新的甲方，以申请人的名义代表甲方签约，实际上被申请人仍按“三方合同”约定占有50％的股份，申请人仍占有10％的股份。为保证被申请人股份的权益，仍按“三方合同”的约定，由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处长温××分别担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兼总经理，继续履行“三方合同”。
　　被申请人则称：当工商局发现被申请人没有年检以后，被申请人从此退出合营。申请人为了继续合营，向被申请人借款出资。因申请人既无担保又无抵押，就招聘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处长温××为其职工，委任为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兼总经理，以保证能控制申请人还款。
　　仲裁庭还注意到以下事实：
　　1．被申请人没有提供任何申请人向其借款的事实，包括契约、借据或有关借款的协商文件、记录、往来函电或有关的银行单证等足以证明存在借款事实的有效证据，其提供的三份有关借款的书面证词，一份是被申请人的副总经理所为，属于自证；两份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参加争议的有关过程的人所为。三份证词都缺乏事实依据，故不足采信。被申请人提交了1997年9月10日汇给上海××厂购买合资公司设备定金30万元人民币的证据。虽然汇款单上注明是代申请人付设备定金，但这是由于当时无论“三方合同”或“二方合同”均未获批准生效，合资公司尚未正式成立，三方商定暂以申请人名义代合资公司签订设备购买合同并按“三方合同”约定的注册资本比例向上海××厂支付定金。被申请人在“三方合同”中的注册资本比例是50％，合资公司设备定金是60万元人民币。被申请人汇出的30万元人民币正是60万元人民币的50％，因此，这笔汇款是被申请人依照“三方合同”向合资公司的出资，而不是给申请人的借款。
　　2．被申请人没有提供任何申请人招聘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和处长温××为其职工的有效证明。相反，经办“合资合同”审批事宜的××招商局出具的书面证词称：“1997年3月、4月间，香港C公司来函征求合作伙伴，要在我县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企业，我局便推荐了A公司。双方达成了设立中外合资企业的意向书。由于A公司占投资额的60％，需资金人民币120万元，而其自己资金不足，便又找到B公司借款。B公司经考察后提出入股，并要求控股50％，由B公司法人代表张×担任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处长温××担任合资企业的总经理。三方经协商于1997年8月底订立了合资合同，并经我局将合同及章程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由于当时B公司的营业执照尚未年检，所以，B公司同意1997年10月10日下达的批准文件，将合同的甲方与丙方（即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并为一方，仍按原来的三方合同意向即甲方占60％股份（其中申请人占10％股份），应缴出资额120万元人民币作为投资额，乙方应缴80万元人民币。批准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为合资企业的董事长，C公司马××为副董事长。”鉴于××招商局是办理合资合同审批事宜的政府主管机关，基本上参与了此项合资的全过程，了解实际情况，其证词内容与发生的客观事实具有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应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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