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上看，经济犯罪的入罪还需从立法与司法两个纬度去进行考察。第一，在立法上，是立法主体在将某种经济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制之前，需先考虑该危害行为是否为行政法律、法规所禁止。换言之，某种经济危害行为是否可以上升为犯罪，首先需为行政法所否定，当依靠行政法达不到规制类似行为目的时，方可通过刑法介入。在1997年刑法第3章“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中规定的金融犯罪，比如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内幕交易罪及散布虚假信息罪等，仅将证券作为犯罪对象，而没有将期货犯罪列入其中，立法者之所以没有将期货作为金融犯罪的对象，就是源于当时的经济法与行政法中没有将期货作为违法的对象，根据二次违法的原理，立法者在制定相应的犯罪条款时，当然不能将期货行为作为刑法的规制对象。第二，从司法上看，在实践中判断一个危害行为是否符合经济犯罪构成条件之前，需要先行考察该行为是否为行政法所禁止，唯有在行政法也认定其为违法行为时，才可以在必要性前提下对其定罪量刑，如果缺乏这种前置性的违法，直接用刑法调整就没有必要，它会导致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使经济活动受到太多的束缚和制约，不利于经济生活的自由展开。同时，由于这种行为还会导致经济法规失效，说明经济法规不能在自身范围内调整和规制这种行为，其危害程度达到了所谓“相当的严重性”，突破了刑法谦抑性的底线。此时，国家才必须动用刑法手段予以干预。
比如，证券领域发生的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此案之所以在审判过程中引起各方关注，就是因为该种行为在法律上的属性界定并不明确，因此，刑法能否予以介入存在疑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由于缺乏立法上的明确规定和相应的理论指导，到目前为止，“抢帽子交易”在中国证券市场实践中，还没有被列为一种特定的不法交易类型。[8]因此，刑法介入自然缺乏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