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看来，新保守主义是对我们时代最有害且最危险的智识运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新保守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德国，新保守主义频频宣称：左派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的病态负有首要责任。对新保守主义的负责任批判要求我们从理论上理解这种运动——准确确定其内在矛盾，并表明它如何混淆了症状与原因。
在罗蒂的论文中，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讨论中澄清何者利害攸关时出现的许多问题得到明显地缓解。尽管他将自己展现为要协调利奥塔（Lyotard）与哈贝马斯之间的矛盾——亦即在他们之间“区分差别”，他在其论文（也在其其他著述中）仍然提出了对哈贝马斯整个理论进路的某些最具怀疑性的批判。罗蒂不仅认为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特别是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的范畴区分的重要作用——的解释是错误的，而且质疑我们需要一种沟通行动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以直接应对和回答罗蒂挑战的方式开始其回应的原因所在。
在形成其系统性立场时，哈贝马斯与其批评者“争斗”，并被迫与之论辩。通过他所参加的公共辩论的种类，我们甚至可以标识出其理论发展的阶段。在1960年代初期，有以波普尔与阿多诺之争为中心的著名 “实证主义论战”。在1960年代后期，以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的批判性评论为开端，批判理论与诠释学之间的一场论战开始了（其进行许多回合，并仍在持续）。后来，哈贝马斯与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又争论了社会学系统理论的优点与限度。最近形成的争论是哈贝马斯同起源于巴黎、已在美国文艺理论家中大行其道的那种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之间的论战。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直接抨击哈贝马斯。他认为，哈贝马斯仍然在标识现代性特征的默示假设框架内运行，因此为我们提供的只是另一种“元叙事”。从利奥塔的视角看，哈贝马斯未能意识到后现代性已经向现代性所展示的那种认识论的决裂——对所有元叙事的一种质疑和怀疑态度。在罗蒂所讨论的哈贝马斯的那场巴黎讲演（哈贝马斯将把其收录到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本书中）中，通过将其渊源追溯自黑格尔和尼采（Nietzsche）并探求其在海德格尔、德里达（Derrida）、德勒兹（Deleuze）、巴塔耶（Bataille）和福柯（Foucalt）中的变迁，哈贝马斯评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所有问题。由于认为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认为自己是激进分子）对现代性的抨击与某些种类的对启蒙遗产的保守主义拒斥之间有着隐蔽的亲缘性，哈贝马斯已然受到了抨击。
在这场遭遇战中，许多事物都利害攸关。人们也许会将哈贝马斯的整个智识事业与基本姿态概略为书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真实反映启蒙遗产的阴暗面，解释其原因并兑现和证成仍然顽强展示给我们的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现代性的事业——亦即启蒙思想家的希望——不是一种痛苦的虚幻之物，亦即不是一种变成了暴力和恐怖的天真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仍未实现、但仍能够定位和导引我们行动的实践性任务。
六
本书中的所有论文都已经发表在《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在这一结论性部分，我想简要指出哈贝马斯与南斯拉夫实践派（Yugoslav Praxis group）的关系。南斯拉夫实践派由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他们中的一些是游击队员（partisans）和南斯拉夫革命的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Marxist humanism）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最主要代言人。他们强烈地反对东欧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倾向。1964年，他们创办了《实践》杂志，并出版了国际版。他们也在科尔库拉岛（the island of Korcula）开办了暑期学校。从这里开始，实践派就具有国际倾向。《实践》杂志和科尔库拉暑期学校变成了东欧、西欧以及说英语国家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一个集会场所。布洛赫（Bloch）、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积极地参与到科尔库拉的讨论中，并在《实践》上积极发表文章。
实践派把自己当作是忠诚和坚定地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传统的南斯拉夫社会成员。他们强烈地主张在所有的社会层面实现自我管理和参与性民主原则。他们也受到了当局和“强硬派”（hard liners）的抨击。1975年，《实践》杂志不再允许出版，科尔库拉暑期学校被关闭，位于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大学（Belgrade University in Serbia）的八名实践派教授也被停职。
在1970年代初期，一个新的国际性机构——大学间研究生中心（the Inter-University Postgraduate Centre）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成立了。它由世界各地的成员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式建立。由于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c）——萨格勒布（Zagreb）实践派最重要的成员（萨格勒布的教授们在政府当局的打压中受到攻击，但并未被停职）——的倡导，大学间研究生中心开办了一门新的课程——“哲学和社会科学”。彼得洛维奇邀请哈贝马斯加入，并让其担任该课程的联合主任（co-director）。该课程被期望能在一种新的、十分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延续科尔库拉暑期课程的精神。以此为起点，那些被解除教职的贝尔格莱德实践派成员们被邀请参与到这一课程中。因此，从1976年到1980年，贝尔格莱德实践派成员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一个新的研究中心被部分恢复教职，他们在南斯拉夫惟一能够正式地教学并参加与同事的开放性讨论的地方就是位于杜布罗夫尼克的大学间中心。
在这些活跃的会议中，人们开始讨论成立一个新的继承《实践》的、具有一个国际编委会的杂志。哈贝马斯是这些讨论的最主要的参与者，也已经是《实践国际》杂志编委会的积极成员。由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和理查德 J.伯恩斯坦主编、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Basil Blackwell）出版的《实践国际》第一卷已于1981年四月面世。开篇评论宣布了《实践国际》杂志的双重任务：“他将举刊物之力保护智识工作的完整性和尊严性，并发展作为一种国际努力的一种批判性意识。它将使自己致力于促进那种作为有意义、有说服力且具有想像力实践之必要条件的理论理解。”哈贝马斯是《实践国际》杂志上述理念的代表。因此，该杂志成为表达、批判其观点的一个媒介。本着国际团结的精神，本书要献给我们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同仁们——他们在以其言行锻造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中表现的是如此得无所畏惧。他们是下述理性宣称的生动证明：发展一种“顽强的超越性权力，因为每一种非强制性理解的行为”和“每一个团结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刻都使其得到更新……”
【作者简介】
理查德 J.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美国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校研究生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曾担任美国哲学家协会东部分会会长、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背景的左翼刊物《实践国际》杂志的两主编之一。孙国东（1979－），法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
【注释】George Lichtheim，“From Historicism to Marxist Humanism,”in From Marx to Hegel（New York,1971），p.175.
Jürgen Habermas,“The German Idealism of the Jewish Philosophers,”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Cambridge,MA,1983），p.41.
Jürgen Habermas,“The Dialectics of Rationalization:An Interview with Jürgen Habermas,” Telos, 49（Fall,1981），p.7.这从下列文章中翻译而来：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Jürgen Habermas im Gespr?ch mit Axel Honneth,Eberhard Kn?dler-Bonte und Arno Widmann,e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45/46（1981）。
“The Dialectics of Rationalization”，p.6.
Ibid.,p.7.
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sets（Boston,1971），p.Vii.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by T.Parsons（New York,1958），p.18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p.308.
Ibid.,p.307.
Ibid.,p.310.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一书在德国首次出版的是两卷本（Frankfurt，1981）。第一卷的英译本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Boston,1984）。在不久的将来，第二卷就将以英语出版。本书中的引证同时参考了德文版和英文版。
Jürgen Habermas,“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in Communica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1979），p.3.
Jürgen Haberma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tive Structure,”in 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Boston,1979），p.97
Jürgen Habermas,“A Reply to my Critics,”in Habermas:Critical Debate,ed.John B.Thompson and David Held （London,1982），p.221.
Jürgen Habermas,“Historical Materialism,”p.117.
Ibid.,pp.119-120.
“A Reply to my Critics,”loc.cit.,p.227.
Jürgen Habermas,“The Dialetics of Rationalization,”p.29.
Ibid., 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