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们看到了哈贝马斯谨慎且详细重构一种建基于合理性理论之上的社会学倾向的真正“成功”（pay off）。严格地说，“合理化的吊诡”并不是一种吊诡。没有任何逻辑上、概念上或历史上的必然性使得我们可以说：系统迫令必须破坏生活世界。启蒙的辩证法确实强调了当下工业社会的特征为何——它们对生活世界沟通完整性所造成的真正威胁。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的（并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发生的）是：合理化是一种选择性的（ｓｅｌｅｃｔive）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目的合理的合理化大行其道，侵蚀并扭曲了日常生活世界。正如韦尔默告诉我们的：
“不同于韦伯和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反对以下说法：合理化的这一吊诡没有表达现代合理化过程的内在逻辑（或辩证法）；如果我们在其后传统（post-traditional）概念的广义上使用合理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我们必须将其替换为韦伯那里受限定的合理性概念），这就不是一种合理化的吊诡。但如果从韦伯意义上的一种行动理论的视角看，这既不是合理化的吊诡，也不是一种启蒙辩证法；说它是合理化的‘选择性’过程毋宁更为充分一些——在这里，这一过程的选择性特征也许可以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边界性条件和机理所施加于沟通性合理化的特殊限制来解释。”（参见第56页）
有关合理化过程之选择性的这一命题是哈贝马斯最重要的实质性社会学主张。说到“选择性”，必然意味着存在着二选一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反思现代性的所有线路都导向，且有意阐明和支持这一命题。我们可以重新评价哈贝马斯将沟通行动和合理化理论同有关现代性的社会学视角熔为一炉了。只有当我们把握了不同形式的行动和合理性，我们才能阐明和证成如下主张：合理化过程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历史性形式。我们也可以看透并批判性地评价这种主张：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逻辑。而且，通过分析系统合理化和系统分化的原因和机理，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某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们不仅可以解释，而且能够诊断“现代性的病理学”。但最紧要的是，哈贝马斯理论视角的这种“解释－诊断”功能也有助于照亮我们的未来前景——不是在预言未来的意义上，而毋宁是通过在概念上强调促进生活世界沟通合理性的需要，并通过系统合理化的合法需要与生活世界沟通合理化的恰当平衡，使得我们的未来前景更加光明。
从沟通理论视角出发，我们甚至能够理解人们对新的社会运动的研究——诸如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妇女运动和自由化运动等运动，甚至是当下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义运动（neoconservative movements）。它们可以被看作（即使当被误导时）是对抗系统合理化过程所施加的侵蚀和扭曲、保存生活世界沟通结构之完整性的防御性反应。
哈贝马斯确实认为韦伯（建基于康德的洞见之上）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将文化领域的分化三分为科学、道德（包括法律）和艺术。他极度怀疑那些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的倾向；这些倾向使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可能设想一种“新”的有机整体——在其中，所有分化都可以克服；亦即人类不仅与他者互相协调一致，而且同自然和谐共处。他也力图铲除这种偏见：文化的分化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不能解决的异化和物化。在下述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的逻辑：一旦完成社会学习过程，我们就不会忘记它们——除非我们有意无意地压制。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现代性将文化领域分化为科学世界、道德和艺术的成就。但是，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分化，并且仍能寻求将我们的日常生活整合起来、协调起来的新方式。我们可以设法重建社会系统的合法需要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恰当平衡。促进我们日常生活世界之沟通合理化的前景仍具有真实的历史可能性。
哈贝马斯在范畴上拒绝一种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这种乌托邦主义诱导我们认为存在着不可避免地达致“好社会”的辩证必然性。他也拒绝了上述观念的对立物（mirror image）——它呼唤与历史完全决裂，或者将乌托邦式的抱负“置于”一个虚幻的永无岛（Never Never Land）之上。他转换了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乌托邦理想。理性的根据点燃着社会希望之火。这与有关未来前景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都无关。不存在任何保证使得可能的都将会是现实的。但是，不同于所有种类的、使我们陷入绝望和失败主义（defeatism）的“总体性批判”，哈贝马斯认真地对待了哲学家作为“理性的守护神”（guardian of reason）的作用。他用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提醒我们：在我们日常社会实践中包含并培养沟通合理性的实践性需要具有“一种顽强的超越性权力，因为每一种非强制性理解的行为，亦即每一个团结（solidarity）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刻、每一个成功的个体化时刻，以及每一个挽救解放的时刻，都使其得到更新。”正如他告诉我们的，“沟通理性作为一种报复性的力量（a avenging force）在历史长河中运行。”[17]
五
哈贝马斯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他对抗着我们时代的许多思潮（the intellectual currents）和自我意象（self-image），同时又谈到了我们最深刻的抱负和希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怀疑理性，怀疑普遍有效性主张可以通过论据获得辩护的观念。人们疯狂地反对人文主义（humanism）和启蒙运动的遗产。我们听说了“后现代性”、“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等等，但似乎没有人能够填充这些“后”的内容。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哲学的终结”、“个体的终结”，甚至“西方文明的终结”，但是人们不仅对这些“终结”的意义龃龉不合，而且对这些“终结”之后应当发生的事情也莫衷一是。任何对现代性及其不满的综合性理解的尝试立即会被指责为是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后现代性假定要避开所有的元叙事。我们时代的精神是解构（deconstruction），而不是重构。即使怀疑诠释学也被彻底清算。我们成为怀疑怀疑诠释学的主人。哈贝马斯意识到了当下的这种心态（mood）。没有人能够指责他天真（naiveté）。他持续不断地反对那种抛弃西方合理性遗产的熟练（且老到）尝试。哈贝马斯的著作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批判性关注，一个原因是他——置当下时尚于不顾——全力以赴地使如此多的人仍然相信或想要相信：我们有可能诚实地面对挑战、批判和幻想的破灭；有可能完成这些工作，并仍然负责任地重构一种对现代性及其病理学的博闻广识的综合性视角。如果我们承认哈贝马斯智识事业的广博范围和勃勃雄心，它则会邀请——也确实需要——严肃的批判。在其沟通理论倾向中，哈贝马斯不仅赋予论证以优先性，而且这也是他自己的实践。本书中的论文例证了哈贝马斯著作的博大精深和具有挑战性的品质。在回答批评者提出的问题和反对意见时，哈贝马斯试图应对这些反对意见，并澄清自己的主张、精炼自己的分析。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采取任何顺序来阅读这些论文。但是，我想指出贯穿这些论文的若干论题。
在勾勒哈贝马斯的智识发展历程（从最早的到最新的著述）时，我已经表明：他是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他将自己所标识的那些传统。但是，我们有必要退后一步，追问哈贝马斯与这些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他已正确地辨识出了这种传统的缺陷和不足吗？其修正和对策（strategies）经得起细致入微的审查吗？这不仅涉及到哈贝马斯的历史地位问题，毋宁说，它也是我们精确理解哈贝马斯系统性贡献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想知道：在哈贝马斯已经发展出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倾向中，其收获（也可能是失败）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