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导言

(著)理查德 J.伯恩斯坦;(译)孙国东

　　一

　　1969年，欧洲文化生活最具见解的评论家之一乔治·里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写下了如下有关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评论：

　　“对于经由马克思（Marx）、黑格尔（Hegel）和欧洲形而上学传统的更深奥渊源而在从科学逻辑到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领域里纵横捭阖的一名学者的著作，我们不能放在一起轻易作出评价……【在】其大多数同僚在某个领域的一个角落艰辛耕耘的时代，他却使自己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成为整个领域的主人。其中，没有任何削角细分（corner-cutting），也不存在任何驾轻就熟地回避难题，或欺骗性地阐述未经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对波普尔（Popper）的反驳，对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实用主义的剖析，对谢林（Schelling）形而上学中世纪先驱的探究，抑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更新，他都同样出神入化地掌握材料，并以其令人羡慕的才华阐明其中复杂的逻辑疑难。他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将最困难的资料融会贯通并使之重新成为有序整体的能力。”[1]

　　当其40岁时，哈贝马斯已经被公认为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年轻社会理论家。为了鉴赏哈贝马斯智识事业（project）——甚至在其最具理论性的维度——的威力，人们需要回忆并重现紧随纳粹德国崩溃时期的德国年轻知识分子们的情势和心境。二战结束时，正值束发之年的哈贝马斯被纳粹体制之恐怖的发现惊呆了。这段经历对他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并常常位居其著作的中心位置。

　　“在十五、六岁时，我坐在广播前，聆听并体验了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讨论的事情；当其他人没有由于纳粹的可怕而陷入令人吃惊的沉默之中，而是开始争论审判的正义性、程序问题和管辖权问题之时，令人震惊的第一次裂变（rupture）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因为我不能使自己无视这一事实：集体实现的非人道性（inhumanity）成为大多数比我年长的那代人的相同标准——对此，我仍很敏感且易于被冒犯。”[2]

　　在其学生时代，这种“裂变”和向即刻的过去决裂（break）是哈贝马斯最令人迷惑的经历。怎么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催生了从康德（Kant）到马克思传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批判之解放理性和自由之具体实现的主题是如此占优势——却为希特勒（Hitler）和纳粹（Nazis）提供了如此沃土德国人为什么没有更有力地抵抗这种凶暴的病态（pathology）哈贝马斯愈发关切对陷入困境中的德国思想传统的反思和袭取（appropriating）。理性、自由和正义不仅仅是有待探究的理论性问题，更是有待实现的实践性任务——亦即需要充满激情之担当的实践性任务。

　　哈贝马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学生，他“在理论上”生活在1920年代。他对卢卡奇（Luká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既着迷但也遗憾它属于过去。”[3]他的研究将他带回到马克思、青年黑格尔学派（the young Hegelians）、黑格尔、谢林、费希特（Fichte）和康德（Kant）。为了重新形成连续性的脉络（thread of continuity）——亦即为了保证基础牢靠、定位准确，纳粹时期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似乎要求我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德国经典作家进行深入反思（reimmersion）。

　　甚至在哈贝马斯完全明白1930年代（从欧洲流亡时写就）的批判理论之前，他就重新创造了（recreate）由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和马尔库塞（Marcuse）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所开创的经验和道路。在回忆其智识形成的这段岁月时，哈贝马斯写道：“在回忆中，我有时产生的印象是：如果一个学生沿着从康德到黑格尔，包括谢林，进行系统化的工作，并经由卢卡奇来理解马克思，他就能够重新创造1930年代批判理论的断面（segment）。”[4]

　　哈贝马斯作为学生所体验的裂变感有着更深远的剧烈影响。这使他猛烈地遭遇到其他智识传统和智识运动。德国文化生活的隔绝状态、甚至是偏狭习性（provincialism）被打破了。哈贝马斯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特别是皮尔斯、米德（Mead）和杜威（Deway）的影响。他对激进参与性民主的实用主义意象（vision）和理解具有强烈的共鸣。在易谬性批判共同体（fallibilistic critical community）观念之核心处，在对交互主体性的机理（dynamics of intersubjectivity）进行探究时，他讨论了他后来称之为“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亦即趋向于相互理解的行动——的内核（kernel）。后来，他热心地阅读了包括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奥斯丁（J.L.Austin）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内的分析哲学家的著述。任何与社会理论重构有关的知识领域都没有超越他的掌握之外——包括由乔姆斯基（Chomsky）的贡献所激发的“新的”语言学，弗洛伊德（Freud）、皮亚杰（Piaget）和科尔伯格（Kohlberg）详细阐述的心理学理论和道德发展理论。正如里希特海姆作出的，他总是展现着“将最困难的资料融会贯通并使之重新成为有序整体”的神奇能力。

　　他不仅力图从当代哲学的主要思潮中获益，而且紧紧抓住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传统与其他不同领域。他一再返回到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Durkheim）、米德和帕森斯（Parsons）的批判性阅读中。他探究了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系统理论与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的复杂性，也考察了诠释学和现象学社会科学的多样性。

　　哈贝马斯理解人类求知范围和复杂性之进路的最显著特征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亦即无论分析何事，他总是将其构造成一个融贯之整体的方法。在其著作中，存在着某种意象的统一（unity of vision）。在其最早的著作中，系统性的激励显而易见。经由他所遵循的不同路径（pathways），他力图阐发出对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一种有力的、综合性且批判性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够澄清历史和当下视域（horizon）与未来愿景（prospect）。

　　对哈贝马斯理论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是社会研究所在二战后重新回到法兰克福。无限激励哈贝马斯想像力的批判传统与社会研究所有着切实可循的关联。甚至在他于1956年成为阿多诺——一个对哈贝马斯具有最深刻影响的导师（不管、甚或由于他与阿多诺的脾性和旨趣有诸多【明显】不同）——的助手之前，哈贝马斯就已经阅读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该书激励我系统地、而不是像历史上存在的那种简单化地阅读马克思。那时，批判理论，亦即法兰克福学派，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对阿多诺的阅读使我有勇气开始系统地关注卢卡奇和科尔施（Korsch）曾经阐述过的理论：作为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理论的物化理论（the theory of reification as a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在那时，我的问题就已经是一种现代性理论，亦即一种从历史上理性实现——扭曲的（deformed）实现——的视角出发的现代性病理学理论。”[5]

　　以上所述浓缩了位居哈贝马斯智识事业中心的诸问题。一种“合理化理论”要求：不仅要详细阐述对合理性的特征和不同模式（modes）进行系统检验的范畴和概念，更要解释这些范畴和概念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是如何具体表现的。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既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也是历时性的（diachronic）。在说到“现代性的病理学”和“历史上理性的扭曲实现”时，哈贝马斯预设了一种用以判断何为病理和扭曲的规范性标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还能为普遍的规范性标准提供一种合乎理性的辩护吗？或者，我们面临着认为终极规范是专断的且超越了合理之可确证性（warrantability）的相对主义、决断主义或情感主义吗？对哈贝马斯而言，这些都是基本的问题。这一结果（fate）——对具有促进人类解放之实践意图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言，这的确也是其可能性——端赖于对第一个问题给予肯定回答，而对第二个问题给予否定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