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可以在其早期著作中探知到哈贝马斯的系统化意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这种意图是变得愈发集中和外显的。在《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1968年出版，1971年译为英文）序言中，哈贝马斯宣布：
“我通过系统分析知识与人类旨趣的关联来重构现代实证主义的史前史（prehistory），是着眼于一种历史性定向的尝试。在追循认识论的消解（dissolution）过程——它使科学哲学留在了认识论的位置——中，人们看到了被遗弃的反思阶段。从回到出发点的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路径（path）可能会助益于我们重现被遗忘的反思经历。使我们否认反思的就是实证主义。”[6]
到1968年，发端于19世纪并被逻辑实证主义者复兴和提炼的实证主义传统已经遭到猛烈的抨击。但是，人们不能低估遍及并主导智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实证主义趋向（temper）的范围。在这个语境中，哈贝马斯是以一种包罗广泛的方式而论及 “实证主义”的。他想辨识出许多独立的运动已经为此作出贡献的这一趋向，亦即实证主义窄化并限制了合理性（rationality）的范围。从这一视角看，理性（reason）能够使我们科学地解释自然世界、甚至社会世界。理性能够识别出合乎规则的惯常性（nomological regularities），预言并把握不同行动过程的经验后果。它能够评价合乎理性的决断程序，并估量达致具体目的（ends）的相互竞争之手段（means）的成本。但是，辩护或证成（justify）目的或确证（warrant）普遍性规范却超越了理性的范围。如果我们承认理性的这一特性，我们就会否认那种批判性反思的存在——在批判性反思中，通过对社会过程的深入解释和理解，我们能够从宰制（domination）和压制（repression）的隐性形式出发来促进人类解放。
挑战哈贝马斯的论调（stance）是由韦伯最剧烈且最具悲剧性地加以阐述的。就韦伯的理性主义倾向（proclivities）而言，他感到失望的是为引导我们生活的终极规范奠定理性基础的可能性；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决定追逐的“神或魔”（gods or demons）。破坏传统世界观基础之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与之相伴生的是，我们被置于空无（void）之中。韦伯遗留给我们的是未被解决的张力和绝境（aporias）。哈贝马斯清楚地看到：韦伯式变动不居的决断（unstable resolutions）之逻辑致使相对主义和决断主义大行其道，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从哈贝马斯最早的著作到其最近的著作，这正是他与之斗争的趋向。
在此，首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哲学的和理论性的。韦伯方法论怀疑主义（methodological skepticism）本身是他社会学分析的回波（echo）和表达（expression）。韦伯争辩说：启蒙思想家的期望和预期是一种痛苦且反讽性的幻想（illusion）。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合理性与普遍性的人类自由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性。但是，当被揭露和理解时，人们发现：启蒙的遗产却是目的合理性（Zweckrationalit?t）——目的－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影响和传染了包括经济结构、法律、官僚行政甚至艺术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目的合理性的增长并未带来普遍自由的具体实现，而是创造了任何事物都无法从中逃脱的官僚合理性（bureaucratic rationality）的“铁笼”。韦伯令人战栗而又如醍醐灌顶的警告仍然萦绕着我们，它们可能恰恰是现代性的墓志铭（epigraph of modernity）。
“没人知道将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出现新的先知；没人知道会不会存在老观念和旧理想的再生；如果都不会，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化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就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而言，这么评价也许是恰当而真实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明显处于韦伯有关目的合理性胜利命题（thesis）的明显对立面，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借用和提炼了它，而且也概括了它。韦伯的命题与马克思对异化（alienation）的分析和卢卡奇的黑格尔－马克思式的物化理论交织在一起。这种形式的合理化的“隐性”逻辑是一种被增强的宰制和压制的逻辑。对自然的宰制转化为人类中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宰制，最终转化为自我宰制的梦魇。在其他历史可能性中，韦伯仍建议我们注意其他形式的合理化过程。韦伯从来没有使自己相信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晚期著作中已非常接近于主张这种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他们争辩说：目的合理性获胜的后果已经包含在西方合理性的起源——亦即包含在他们称之为的“同一性逻辑”（identity logic）——之中了。在此，另一种反讽出现了：霍克海默、特别是阿多诺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坚定论敌。但他们对西方合理性之命运的分析却具有显著的亲缘性。只有一条纤细的线条能够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合理性的分析同海德格尔对算计性思维（calculative thinking）亦即阱架【Gestell（Enfrming）】——他用以指称西方形而上学之隐藏本质的“技术性本质”——的分析区分开。
用黑格尔称之为Vernunft（理性）的一种动态的、解放性的大写理性（dynamic emancipatory Reason）观念来反对工具合理性（即使当他们、特别是阿多诺重构黑格尔的理性观之时）是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特征。但是，他们对Vernunft（理性）的呼吁，亦即经由历史动态化地实现理性本身而对大写理性的呼吁，愈来愈变得较少令人信服地依凭20世纪的灾难性事件。在其晚期著作中，阿多诺困扰于一种令人绝望的、使得具有解放意图的批判理论不再具有真实之历史可能性的文化悲观主义与一种仍然是某种新的妥协美学（aesthetics of reconciliation）的希望之间——Vernunft（理性）最终残留在一个彻底“合理化的”世界之中。
哈贝马斯敏锐地意识到了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同韦伯联系起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结论”可以被解释为深化了世界除魅、目的合理性获胜和作为一个铁笼的当下时代之特征的韦伯式命题。为了挽救《启蒙辩证法》的绝境（aporias），亦即为了应对韦伯的挑战、辩护具有可行性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可能性，不啻于要求我们要重新思考合理性和合理化过程的问题。
还有一个与老一代法兰克福思想家极其相关的特征困扰着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将自己标识为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作为哲学与实证主义科学之间中庸之道（via media）的批判理念恰恰可以将自己追溯自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力图锻造一种新的、哲学与社会之科学理解的辩证综合。这表现在他本人从对宗教和哲学的批判到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具体科学批判的发展之中。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立初期，马克思的遗产得到重申。社会研究所的事业呼唤着一种新的、对理论和经验性科学研究的整合。但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批判理论的变迁沿着极不同于马克思发展的方向而变化。愈来愈少地进行实质性的政治经济批判，而诉诸于一种更一般化的工具理性批判——其终极表现即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部分是因为人们愈发怀疑任何与马克思所预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类似之活动的历史可能性、法西斯主义的兴起、20世纪资本主义的激进转型所带来的复兴，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歪曲（perversion）。从哈贝马斯的视角看，从发展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转向一种“否定辩证法”威胁到了批判理论的解释－诊断（explanatory-diagnostic）功能。批判理论使其本身区别于传统社会理论之处在于：它具有将在特定历史情势中能够促进人类解放并克服宰制和压制的真实潜能具体化的某种能力。如果满足了这一诺言，那么人们不可避免的任务就是对当下社会的机理进行科学的理解。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清楚地看到了返回到马克思所极力达致之精神——亦即社会研究所创立初期所重申的事业——的必要性。人们必须诚实而又无情地看到马克思主义遗产中的过失，并表明为什么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再适于对20世纪工业社会的解释。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一般化批判视角看，社会科学的特征和宿命是扮演现代性“问题”的部件（part），而不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出路。但是，对哈贝马斯来说，批判理论的任务是借用社会科学中最具前途的发展，并将其整合进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之中。一种没有经验内容的批判理论极容易退化为一种空洞的、矫情自饰的姿态。批判理论的一种真正的危险是：它可能“退回”到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学派转向更具经验性地解释政治经济之时曾猛烈抨击的那种“批判的批判主义”（critical critic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