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哈贝马斯很快就意识到：《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的系统性谋划有着严重的缺陷。我想指出四个缺陷和不足，并指出哈贝马斯在过去15年的著述中——《沟通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1]是其顶峰——是如何应对的。在该书及作为先导的其他著述中，人们可以识别出一种新的系统化综合——它保留了哈贝马斯较早的洞见、修正了其不足，并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几乎在刚刚完成《知识与人类旨趣》时哈贝马斯本人就承认的、最显著缺陷指向了其分析进路的核心。哈贝马斯在反思和自我反思的基本概念中存在着根本的含糊不清。至少有两种逻辑上迥异的反思概念需要我们仔细甄别，（而哈贝马斯则将其融合在一起）。第一种导源于康德意义上的、理性对其使用条件的自我反思。这是康德自己理解批判的核心——在这里，理性能够自我反思地把握理论知识、实践理性与目的性判断、美学判断之可能性的普遍、必然条件。但第二种自我反思概念则旨在使主体脱离对具体化权力的依赖——它们是“原则上能够被转换的、意识形态上被冻结的依赖形式”。这是强烈解放意义上的自我反思。在康德那里，特别是在其对“何为启蒙”的理解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解放性的自我反思概念被微妙转换。尽管这两个自我反思概念具有不同的逻辑，它们也具有密切的关联。解放性的自我反思要依赖于对理性之普遍条件的合理重构。用康德来类比，我们可以说：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性质和限度，解放性的自我反思才可以被理解为对下列事物的详细说明：为了获得自主（autonomy）和启蒙，我们必须做什么。
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不仅未能阐明这一关键性区别，而且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当他说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弗洛伊德的治疗性精神分析（therapeutic psychoanalysis）是建基于自我反思之上的批判科学的模式时，他强调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解放性自我反思——但却没有完全解释其规范性基础，也未能充分阐明这些规范性基础所预设之沟通合理性的对话性特征。
第二个缺陷与第一个紧密相关。当哈贝马斯将知识构成之旨趣界分为“准先验”之时，他确实辨识出了一个混乱的问题，但却未能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这些认知旨趣不仅仅具有附随性和偶然性，它们也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根植于我们作为人类所具有的特性之中。因此，它们的地位近似于认识论上的先验（transcendental）主张。但是，就康德及其所促发的先验哲学传统而言，先验主张是先天的（a priori），且必须区别于后天（a posteriori）和经验的（empirical）。在康德看来，如果我们不“纯化”其经验内容，我们就不能够辩护先天综合判断（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哈贝马斯总是对下列观念表示赞同：我们能够识别出理性和沟通行动所预设的基本结构、基本规则和基本范畴。但是，他也极度怀疑纯粹先验哲学能够实现这种探求。能够发展出真正科学的经验假设的批判性社会科学需要同先验哲学的这种遗产决裂。但是，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未能向我们表明，我们如何能同时证明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沟通行动和合理性的普遍条件；但他却认为，这些能够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发现和确证。
在此，我们可以从一种稍稍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基本问题。在哈贝马斯对其批评者的回答中（见本书），其起笔就为我们描绘了对现代激进多元主义经验的两种极端回应：纯粹历史主义的和纯粹先验主义的（transcendentalism）。他指出了这两种极端的难题——它们如何使我们“进退维谷”（double bind）。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中，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进退维谷”，而且他明显力图避免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充分地表明，这是如何完成的。由于没有为我们展现“第三条出路”，其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综合性互动（interplay）的设想具有失败的危险。
第三个缺陷使得前两个激进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化综合的最不完善之处。这对理解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言是关键的——这种“转向”不是由于当代的时尚，而是为辩护其最基本的直觉所必需。认识论关切定位着《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的方法论进路。但是，认识论倾向本身依赖于哈贝马斯现在所谓的“意识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和“主体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这种哲学的现代根源在于：笛卡尔式的（Cartesian）对主体性的诉求。在德国观念论和胡塞尔（Husserl）现象学（phenomenology）中，“意识”和“主体”仍占据首要地位。哈贝马斯开始意识到，这种倾向——甚至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也变相存在——模糊、甚至阻碍了把握沟通行动的内在交互主体性特征和对话特征的方式。甚至“交互主体性”的说法在主张下列观点的意义上也带有主体哲学的意味：主要的问题是理解自足的主体如何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将关注点聚焦于他们的社会互动中并经由其社会互动主体如何构成和形成。哈贝马斯敏锐地看到：即使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以及他自己早期的著述中），也存在着一种未被解决的张力：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同完全适当地处理沟通行动——其总是涉及到真正多样化的行动者——交互主体性的完整性（integrity）之间的一种张力。
《知识与人类旨趣》中的第四个缺陷可被看作是一种仍未被兑现的“期票”（promissory note）。当哈贝马斯勾画批判性社会科学的面相（physiognomy）时，他将其注意力首先关注于这一科学的（康德意义上的）观念或可能性，而不是其实质性（substantive）发展。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运用、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解释突出了批判性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特征。考虑到当时的智识环境，我们能够同情地理解他这种强调的良苦用心。当时，不仅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遗产催生了批判性社会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老一代批判理论家也对批评性社会科学的现实历史可能性表示怀疑。面对这多方面的挑战，为了展示其概念上的可能性，人们需要全新努力，为批评性社会科学打下基础。在此，同康德进行形式上的类比也许是有助益的。当康德开始其批判谋划、继续形而上学的问题时，他知道人们首先会问：这种“科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所以，哈贝马斯的首要任务是展现批评性社会科学的可行性（viability）。但是，他承诺的比这更多。即使人们被说服这种研究计划（project）是切实可行的，人们仍然可以对其实质性实现存有疑虑。哈贝马斯暗示了这种研究计划可能是如何被发展起来的，但他仍未能在其系统化阐述中获得大的进展。《知识与人类旨趣》是未来人们对社会进行批判性科学分析的一个绪论（prolegomena）。
四
哈贝马斯的自我批判是一个真正的思辨思想家的标志。当其批评者指出其难题时，或者当他开始察觉到其分析的缺陷时，他直接地面对之。在这样做时，他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否弃经不起推敲的，保留他仍认为是有效的，将较早的表述提升至新的前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甄别出其整个智识旅程之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原因所在。从解决我前文勾画出的哈贝马斯第一次系统化综合的四个缺陷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评价他过去15年的著述。《沟通行动理论》一书将他的思想碎珠（strand of thinking）一起整合到一个新的、更详细也更令人信服的系统化整体之中。通过展示他如何回应我在前文中勾画的难题，我想指出他当下立场的某些主要方面。这将使读者能够理解哈贝马斯当下讨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