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默的开篇论文是对哈贝马斯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和批判理论之间关系的一个出色概览。他勾画出了他所以为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核心缺陷——不能建立起其对现代社会亦即合理性的分析和其理论的乌托邦视域（utopian horizons）之间的关联。他将这种失败归结为其所承诺的范畴框架没有考虑到用必然的分化（differentiations）来解释现代合理化过程的矛盾性和模糊性特征。韦尔默争辩说：哈贝马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在批判理论之内提出了“有可能避免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之理论困境”的概念性修正。哈贝马斯在范畴上区分目的合理性和沟通合理性的概念策略使得他能够兑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承诺，其所采取的途径是向我们展现“沟通合理性在新的社会和政治建制（institutions）中被充分‘对象化’（objectification）”的核心需要；亦即“其所诉诸的建制是：一方面它代表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规范性依赖（normative anchoring），另一方面它也保护生活世界本身的沟通结构，并保障生活世界对系统的合理性和民主化控制。”（参见第58页）因此，韦尔默的论文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哈贝马斯沟通理论倾向的重要性和基本原理。
杰伊（Jay）和怀特布克（Whitebook）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来理解哈贝马斯——首先找出批判理论的张力，接着追问哈贝马斯是否充分地解决或调和了它们。他们的论文是对韦尔默论文的补充——尽管他们聚焦于哈贝马斯有关艺术和审美体验（aesthetic experience）（杰伊）以及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怀特布克）等具体主张。无论是理解哈贝马斯的方式，还是首要关切——这也是困扰许多哈贝马斯的同情批判者的一个问题，他们之间都存在着某种亲缘性。杰伊的论文一开始就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存在的、“作为一种前象征密码（prefigurative cipher）的审美体验与作为努力获致这种乌托邦状态中的一种批判性工具的合理性自我反思”之间的一种基本——尽管具有隐蔽性的（subterranean）——张力（参见第125页）。这种张力类似于怀特布克对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theory of drives）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中的作用，以及在哈贝马斯对无中介本能性生活（unmediate instinctual life）观念的弱化（moderating）中之作用的分析。他们所关切的都是哈贝马斯强调合理的自我反思和沟通的合理化过程是否弱化、甚至压制了批判理论激进的即“爆发式的”（explosive）革命性主旨；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概念修正”是否会导致温和的改良主义（bland reformism）——就对批判理论如此至关紧要的那类拯救性经验（redemptive experience）和“幸福承诺”而言，这种改良主义在批判理论中已不再具有合法性地位。这也反映在吉登斯（Giddens）的问题上：哈贝马斯的理论视角是否会导致没有革命性的理性（Reason without Revolution）。而且，杰伊和怀特布克都质疑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那种新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形式的意义；他们想知道：系统分化和系统合理化过程如何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合理化相“平衡”，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表面上出现在本书所包含的大多数论文中的一个命题是哈贝马斯对艺术和审美体验的理解。这有几个原因。对批判理论而言，艺术和审美体验常常具有中心地位；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晚期著述中，它更具有主导性。在洛温塔尔（Lowenthal）和本杰明（Benjamin）的著作中，它也处于核心地位。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愈发相信：只有在艺术中，批判理论的激进乌托邦式推动力才能找到其在一个完全“合理化”社会中的表现形式。而且，在哈贝马斯力图发展一种对现代性之综合性理解的范围内，他也不能避免对“文化现代性”的把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讨论中的一个基本语境是对当代文化的分析，以及对艺术在日常生活中之作用的分析。但初看起来，哈贝马斯似乎忽视了理解当代文化中艺术和审美体验的相关论争的复杂性。由于哈贝马斯从其沟通理论倾向中谈到了“审美合理性”（aesthetic rationality）和涉及艺术体验的学习过程，这些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也更为复杂。但这确切地意味着什么呢？哈贝马斯将现代生活的文化领域三分为：科学、道德和艺术。对前两个领域，他讲了很多；但第三个“文化”领域，却讲得较少。但如果新的、生活世界之沟通基础（infrastructure）的整合观念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精确地理解艺术和审美体验的贡献。简言之，领会和评价哈贝马斯对艺术和审美体验的理解是检验和评价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一般性主张的一个手段。
杰伊向我们展示了哈贝马斯是如何处理这些有关问题的，但是，他也处于许多重要的、未被解决的张力之中。这些张力是由韦尔默、麦卡锡和罗蒂（Rorty）进一步探究的。在哈贝马斯对其批评者的回应中，我们发现了他现在理解艺术和审美体验的最清晰、也最简洁的陈述，特别是如何从其沟通理论的视角看待它们，以及它们在生活世界整合中所起的作用为何。他坦率地承认了仍需细致考察的难点和问题。
我已经指出：《沟通行动理论》一书代表着一种新的系统化综合。尽管是在1981年出版，但它已经被公认为我们时代社会学的一种主要——也许是最主要——发展。考虑到其雄心、复杂性和细致分析，它需要谨慎的考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尽管目前只有第一卷被译成了英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本人从非常不同的倾向论述过许多对哈贝马斯而言位居中心的问题。他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此书的一个总体性评价。他提出了许多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恰当地评价哈贝马斯的主要主张，这些问题都有必要提出来。
托马斯·麦卡锡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他集中关注了我已将其视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首要的、实质性问题——涉及到现代合理化过程具有选择性的命题。这一命题不仅预设了哈贝马斯对不同类型合理性（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的分析具有充分性（adequacy），而且也预设了其有关现代化和合理化过程的社会学主张的正确性。在回答麦卡锡有关合理性和合理化过程的问题时，哈贝马斯澄清了《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的某些核心的系统性主张。
哈贝马斯本人对本书的贡献让读者见证了他对待其他思想家和思想运动的方式。他有关马尔库塞的论文——最初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纪念马尔库塞而举办的讨论会上发表的一个非正式讲话——同展现了他对其本人的看法一样揭示了他不得不做出的、对马尔库塞（和老一代法兰克福思想家）的评价。这在哈贝马斯评价马尔库塞的下列方式中尤为如此：他解释马尔库塞思想的“积极性特征”（affirmative feature），并挑选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给出理论性解释、进而将行动建基于理性之上的义务。”
在其对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坚持主张要看到分化（differeniation）的重要成就。他经受住了他认为是诱惑性企图的下述做法：模糊关键区别，并寻求这些区别被模糊的总体性（totalities）。这不仅是其理论工作的主要原则，也是他本人所实践的一个原则。有关哈贝马斯的一个混乱的渊源是：未能恰当评价哈贝马斯将他自己的活动区分为理论家、教师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评论家的方式。在我前面引证的有关其智识发展的访谈中，哈贝马斯断言：“让我困扰不已的是……那些没有看到我不同角色的人们的攻击性。”[18]实用主义地看（pragmatically），哈贝马斯的意思是：他想为社会理论作出贡献的努力必须用恰当的理论话语的有效性规则来评判。理论不能与具体的政治干预或所从事的解放性批判相混同。但是，分化与整合（integration）是兼容的。这不仅对理解和评价哈贝马斯许多不同的理论性活动和实践性活动是重要的，而且对鉴赏其有关新保守主义的论文也是重要的。他告诉我们：他在1977年开始写作《沟通行动理论》一书的起因（occasion）和动机是“理解如何能以一种方式重新表述人们对物化的批评，亦即对合理化的批评——这种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下述问题的理论解释：福利国家式妥协的崩溃，以及在没有放弃现代性事业（project）或者没有坠入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顽固’（tough）新保守主义或‘野性’青年保守主义（wild young conservatism）的新运动中对增长（growth）进行批判的可能性（potential）。”[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