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执行机关权责明确。中央主管机关（例如台湾地区“内政部”）应“协调督导有关机关家庭暴力防治事项之执行；提高家庭暴力防治有关机构之服务效能；督导及推展家庭暴力防治教育；协调被害人保护计划及加害人处遇计划；协助公立、私立机构建立家庭暴力处理程序；统筹建立、管理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供法官、检察官、警察、医师、护理人员、心理师、社会工作人员及其它政府机关使用”等。[58]法院负责“金钱给付令”，“禁止使用收益或处分不动产的保护令”及“交付子女”的保护令的执行；地方主管机关（例如台湾地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负责监督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加害人处遇计划的执行，必要时得请求警察机关协助；禁止查阅资讯令则由相关机关（如户政、学校、国税局）负责执行；其它命令由警察机关执行。此外，妇女协会等社会力量虽然不是法定执行主体，但却可利用心理学、医学专业知识和社区工作经验等协助执行，提高执行效力。
2．执行程序严密。为准确获知隔离令之执行情形，美国运用了全球定位系统（GPS）监控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距离，经过技术革新，该系统可以在双方距离达到400码时即通知警察及受害人。[59]为便于执行，法院会将保护令同时送达申请人住居所辖区或有执行该命令权限之警察机构。在送达上，一般而言，通常保护令须采取书面或公告方式送达，紧急保护令还可口头送达。依法作出的保护令不因无法送达相对人而阻止生效。为确保个人必需品，警察机构得依被害人之请求，进入住宅、建筑物或其它标的物所在处所解除相对人对物品的占有或扣留取交被害人，并将有关证照、书据、印章或其它凭证取交被害人。义务人不依保护令交付未成年子女时，权利人得申请警察机关限期命义务人交付，届期未交付者，命交付未成年子女之保护令得为强制执行名义，由权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义务人不依保护令之内容办理未成年子女之会面交往时，执行机关或权利人得依交付未成年人保护令执行，并得向法院申请作相应变更。
保护令的程序设计充分体现了对弱者的优越保护，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保护强者，例如，保护 令制度专设执行异议程序，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于执行程序终结前，针对执行保护令的方法、应遵行的程序或其它侵害利益的事情向执行机关申明异议。毋庸置疑的是，对强者的保护程度难以与对弱者的保护等量齐观而已。这种优越保护意味着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庭内部事务而事关社会利益，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作者简介】
张平华，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高凤仙：《家庭暴力防治法规专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5页。
陈明侠：《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参见黄庆畅：《防止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 接连出鞘》，《人民日报》2008年10月7日，第8版。
《建议稿》是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家庭暴力防治法》修订倡导项目”的项目成果，是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在2003年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十届人大和政协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3年的专家建议稿因立法时机尚未成熟未被全国人大采纳，反家暴网络于2006年重新成立修订专家小组，历时三年，经过三次专项调研、六次专门研讨、七易其稿，对2003年的建议稿进行了全面修订。
比较法上保护令并无统一的称谓：在美国法上有“保护令”（Protection Order，Protective Order）、“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个人保护令”（Personal Protection Order ）、“和平保障令”（Peace Bonds）等；在英国法上为“禁止干扰令”（a non molestation order）；在澳大利亚法上则被称为“反暴力拘押令”（Apprehend Violence Order (AVO)）、“干涉令”（Intervention Order）；在日本法上其被称为“保护命令”。
Sally F. Goldfarb，Reconceiving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For Domestic Violence: Can Law Help End the Abuse without Ending the Relationship? Cardozo Law Review.29, 2008, pp.1506.
在加拿大，刑事保护令称为“和平保障令”（peace bonds），而民事保护令称为“禁制令”（restraining orders）。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上的民事保护令，香港《家庭暴力条例》中的强制令，我国大陆地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均为民事程序中的保护令。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8页。
Judith A. Smith, Battered Non-Wives and Unequal Protection-Order Coverage: A Call for Reform, Yale L. & Pol’y Rev. 93, 2005, pp.116.
《元照英美法辞典》将保护令解释为“在家庭暴力或虐待案件中法院颁发的保护配偶一方免受另一方人身伤害或子女免受父母虐待的紧急命令。此项紧急命令由一方当事人申请颁发，并于诉讼进行期间有效”。该解释事实上仅承认暂时保护令，而忽略了其他两种保护令。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页。
参见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16条。
Kaela Fischer &Mary Rose, When “Enough is Enough”: Battered Women’s Decision Making Around Court Orders of Protection, Crime &Delinq.41, 1995, pp.427.
Christina DeJong, A Summary of Personal Protection Order Sta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12, 2006,pp.69.
James Ptacek, Barttered Women in the Courtroom: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spons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15.
Nina W. Tarr，Civil Orders for Protection: Freedom or Entrapment? Wash.U.J.L.&Pol’Y,11, 2003, pp.157.
Meiers,Civil Orders of Protection: a Tool to Keep Children Saf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 19, 2005, pp.375.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3页；Tamara L. Kuennen,“No-Drop”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Exploring the Bound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Lives of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UCLA Women,s Law Journal, 16,2007, pp.54;前引，Christina DeJong文，第68页。
Tamara L. Kuennen,“No-Drop”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Exploring the Bound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Lives of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UCLA Women,s Law Journal.16,2007,pp.47.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7、1509页。
参见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条；香港地区《家庭暴力条例》（2008年修订）第3条。
前引，Tamara L. Kuennen文，第45页。
前引，Nina W. Tarr文，第161页。
为免迁怒于受害人，对加害人也不收诉讼费。
人身权请求权和侵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型责任方式的关系如何？理论上有不同见解。为简化起见，本文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停止侵害型侵权责任方式等同于行使人身权请求权的法律后果。
杨立新、袁雪石：《论人格权请求权》，《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杨立新、袁雪石：《论身份权请求权》，《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7页。
参见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条第（二）项。
前引，Nina W. Tarr文，第164页。
按照台湾地区《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规范》的规定，所谓处遇计划指通过教育或治疗使加害人改善其偏差行为，学会自我控制，重归正常家庭生活的措施，可包括戒瘾治疗、精神治疗、心理辅导及其他必要之治疗。
前引，高凤仙书，第158-159页。
前引，Meiers文，第381页。
曹诗权：《中英维护妇女权益、防止家庭暴力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17页。
Jeremy Travis,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Victims’Views on Effectivenes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R e s e a r c h P r e v i e w,1998
前引，高凤仙书，第143页。
Charles E. Corry, The Effects Of A Civil Protection Order，http://www.dvmen.org/dv-13.htm,2009-9-15.
Catherine F. Klein & Leslye E. Orloff, Provid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Battered Women: An Analysis of State Statutes and Case Law, Hofstral.Rev.21, 1993,pp.1095-1098.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9页。
Michelle R. Waul,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An Opportunity for Intervention with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Geo. Pub. Pol’y Rev.6, 2000, pp.53.
周安平：《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及其人权问题研究》，《人权研究》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7页。
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细则》第2条。
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三民书局1996，第26-89页。
前引，Tamara L. Kuennen文，第39页。
前引，Christina DeJong文，第70页。
参见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条第2款。
参见《美国模范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04条；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3条。
白绿铉：《论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浅见》，《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
前引，Sally F. Goldfarb文，第1506页。
前引，Nina W. Tarr文，第157、161页。
参见高凤仙：《家庭暴力防治法规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9页；另请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法院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1999年6月17日院台厅民3字第15439号发布)。
参见钱泳宏：《我国反家庭暴力应引入民事保护令制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Altman MG, Litigating Domestic Abuse Cases under Ch. 209A. 10Massachusetts Lawyers Weekly6, 1995.
所谓释明指申请人应提出能即时调查的证据，释明紧急或暂时保护令的核发内容，以及紧急或暂时保护令的原因；所谓证明，申请人应提出证据证明相对人曾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被害人有继续遭受相对人暴力行为侵害的危险、其所为的请求（即通常保护令核发的内容）等。高凤仙：《我国民事保护令制度之分析研究》（司法研究年报第22辑第1篇），毓鸿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58页。
前引，Meiers文，第378页。
Quinn DC, Ex parte protection orders: Is due process locked out? Temple Law Quarterly.58, 1985, pp.33.
Judy L. Postmus, Challenging the Negative Assumptions Surrounding Civil Protection Orders:A Guide for Advocates,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22, 2007, pp.351.
参见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条。
Leah Satine, Maximal Safety, Minimal Intrusion: Monitoring Civil Protective Orders Without Implicating Privacy,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43, 2008, pp.267-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