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唯一”当如何实现？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改革措施，加之证明理念的滞后，“结论唯一”证明标准的出台实际上无助于司法实践中提高死刑适用标准、慎重使用死刑，无法显现制度应有的刚性，最多只能表现为一种软约束，反而会出现加剧制度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背离。为使《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所欲达致的慎刑目的真正实现，重塑或重新解释“结论唯一”的证明标准及其理念，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变革已相当迫切。
（一）转变证据及证明理念一定意义上，理念与制度之间互为因果，理念的转换影响制度的变更，而制度的确立又能固化或者更新人的理念。本文立论于前者，认为，在当下的刑事诉讼及证据制度的改革中，必须也应当将证据与证明理念的转换作为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转变应在承认司法证明过程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摒弃传统的认知模式，还司法证明以本来面目。
首先是转变证据调查中的认知模式。心证认知模式必须作出适时的调整，以突出心证形成过程的主体性。“结论唯一”也应不再以外在的客观真实或法律真实为标杆，而应吸收内心确信和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合理内核，将其重新解释为：在常规案件中，可以根据案件事实的一一对应关系，作出确定和排他的结论。而在疑难案件中，应本着试错的精神，渐次排除案件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以最终的确信无疑为判定依据。与此同时，还应当纠正目前存在的在“结论唯一”上的自负心理，不应也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认知上的新的制高点，只可视为一种对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正在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6条修正案又就证明标准作出新的规定，即：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如此条款得到正式立法认可，为维护作为基本法律的权威性，求得作为修正后的基本法与《办理死刑案件规定》的特别法之间的协调，重新解释“结论唯一”、突出其主体性特征已势在必行。
其次是尊重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特质。受传统认识论的反映论影响，传统的心证分析理论认为，心证的形成来源于证据的依次组合，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形成过程。此种理论奉行严格的事实发现与法律适用二阶段论。[14]然而，作为判决依据的裁判事实，只能是被重构的、而非被发现的，或者说，实际上是一种作为陈述的事实，是一些经过挑选并按法律范畴分类的事实。法官在心证形成过程中，穿梭于事实与法律之间，并以一定的法律目的为指向进行证据的汇聚。[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