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立与自治，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也显示出一种“欲拒还迎”的两难态度：既希望法律提供功能服务与合法化支持，但又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又不愿受法律系统的结构性约束，这不仅导致法律功能失调，也导致了政令不畅。这个矛盾是无法单独通过政治系统或者法律系统得到解决的。指望政治系统的自我约束或者法律制度的内部改良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法治建设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民主化需要整体性社会运动的支持，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法律人的意义自然不可忽视，法律人的工作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性质，使法律由形式变成实质也是一个驯化政治权力的过程，法律人是法律系统统一化的重要推手，因为法律人的普遍存在，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建设一定会稳定得多。
【作者简介】
伍德志，单位为武汉大学。
【注释】参见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弁言第4页。“政法”这个词颇有中国特色，由于执政党的特殊地位，政治与法律通过政党组织的运作相互联系起来。
如张文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政治法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第3-9页；黄文艺：《十六大之后中国政治法的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第59 - 63页。其实任何强调法治国家建设的规范立场都潜在地认为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与法律有着一致的结构。
参见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4页；鲍禄：《法律共同体初论》，《求实》2003年第12期，第49-52页；吴卫军、冯军：《论法律共同体》，《当代法学》2001年第11期，第I-6页。
参见卓泽渊：《政治是法律的基础》，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第101-102页；卓泽渊《论法政治学的创立》，《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3-13页；姚建宗：《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第59-63页；江必新：《司法与政治关系的反思与重构》，《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35-39页。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142页及205-255页；杰里米·边沁：《论一般的法律》，毛国权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及171-175页；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卢梭关于法律是公意体现的命题是充满悖论色彩的：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但又永远体现公意，主权者无须向臣民提供保证，但又不可能伤害其成员。也就是说卢梭的主权者如同上帝，变成了高度道德自律的形而上学存在。这一点如何可能？显然，如果对主权者、公意等概念进行一番“去魅化”的社会学分析，这些概念都是很成问题的。主权者遵守法律并非主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是因为法律的外在性与独立性对主权者的制约。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25、第44-49页。
参见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27页；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 - 36页；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202页及260-278页。
参见詹姆斯·M·伯恩斯：《罗斯福：狮子与狐狸》，孙天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8-408页；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450页。
即便在司法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我们也能看到司法机关在通过强制方法执行法律方面的困难。See, Tom R. Tyler and Yuen J. Huo, Trust in the Law: Encouraging Public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Courter,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pp 4.
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对人们遵守税务法律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人们遵守税法，主要动机既不是对获得公共服务回报的理性计算，也不是出于惩罚的威胁，而是一种公平感与对政府执法能力的信任，也即相信他人和自己一样都在遵守税法，以及相信政府能够打击“搭便车者”，因为“搭便车者”会破坏人们守法的公平感。See, Dan M. Kahan, The Logic of Reciprocity: Trust, Collective action, and Law,Michigan Law Review, Vol. 102, No. 1（Oc.，2003），pp. 74、84.99.
See, Tom R. Tyler, “Trust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eds. Trust and Governanc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271-272.
N·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法律重在解决纠纷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法律不仅解决纠纷，也可以制造纠纷，法律除了抑制人们的利益诉求外，实际上也可以为人们提供要求更多利益的正当依据，当事人越觉得自己有理，就越觉得义正言辞，对抗也就越激烈。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当下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看得出来，人权话语的普及以及权利法律化的结果是：尽管人们生活水平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人们根据法律化的权利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与社会不满同步增加。
关于政治与价值或者利益冲突的关系，可参见马克·E·沃伦：《民主理论与信任》，载马克·E·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
See, Richard A. Posner, Bush v Gore: Prolegomenon to an As-sess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68, No. 3 (Sum-mer, 2001)，pp. 719-736.
See, Douglas Arnold, The Logic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Yale University, 1990, pp. 37-40.
如孙立平等学者对于当前政府对不稳定事件“防卫性过当”的论述，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载《领导者》总第33期。
参见吴俊：《深圳尘肺病事件：农民工获免费体检》，载《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月12日第1版；谢建超、林硕、张晓洁：《深圳湘籍务工人员尘肺病患者维权调查》，载《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8月21日，第1版。
参见庄礼伟：《民进党时期的政治生态—以“核四”事件为分析个案》，《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41-44页。民进党在2000年上台之后，为兑现自己的“台独”和“反核”的政治承诺，宣布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动工建设的“核四”停建。这个决定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决定不仅未经过民意调查和“立法院”讨论，而且“行政院”也未进行可行性论证，以避免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和商业纠纷。台湾自从实行选举政治以来，这种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激情对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作出的仓促政治决定非常之多，包括中华航空公司、中华邮政、中华电信的改名、中正纪念堂的改名等等。在缺乏制度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政治决定可能变得非常恣意和情绪化。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将主权者当成具有自我约束性的道德上帝，自觉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但实际的宪政实践告诉我们权力的自律性来自于其他权力部门的制约。See, 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Liberty Fund, 2001. pp 249-260.
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353页，另参见朱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2-31页。
其实这种既分立又寄生的关系也可见之于西方的基督教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会的戒律可以为国家提供支持，同时，君主也要支持与保护教会，但两者的冲突时有发生。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34页。这种结构关系也可见之于中国古代政治中的礼法制度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皇权既需要礼法制度对于权力等级制的维护，但如果皇权要实现这一点也必须受礼法制度的结构限制，皇权是专制权力，但不是绝对权力。礼法的护卫者也即读书人既有可能是“以道事君”，但也有可能是“从道不从君”。参见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391页。
卢曼关于权力对法律结构的依赖的论述，参见尼克拉斯·卢曼：《权力》，矍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3页。
台湾混乱的选举政治由于缺乏法治约束，使政治权威丧失殆尽。参见许开轶：《解析台湾民主的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第132-136页；沈一兵：《台湾民主政治的风险、危机与超越》，载《唯实》2007年第3期，第57-60页。
参见李伟健：《美国推进中东民主的困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2期，第33 - 37页；杨鲁平：《试析中东国家的民主化》，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2期，袁东振：《拉美政治民主化面临的主要挑战》，载《拉美研究》1994年第1期。
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3页。
权力都存在结构化的特征，而不都是纯粹的暴力，参见尼克拉斯·卢曼：《权力》，矍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0、第99-100页。
对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如此，参见贺卫方：《司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40页。
可以参见如下具有代表性的模棱两可的论述：“既要防止忽视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泛政治化的倾向”，“既要有正确的政治意识，又要有健全的法律意识”，“既要防止司法政治功能的弱化，又要防止司法政治功能的异化”，“既要善于把政治问题法律化，又要善于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参见江必新：《司法与政治关系的反思与重构》，载《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35-39页。
2003年5月14日，北京大学许志永等3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遗送制度。参见柳云龙：《孙志刚事件与违宪审查制度》，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22期，第50-51页。另参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建议书》，该建议书由5位法学学者署名，包括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学者在此次事件中号召力有相当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对于法律系统来说，这次事件也是法律系统自我决定和自我维持的一个法律事件。法学家并不能直接宣布《收容遣送办法》违宪，但是基于法学家的教育背景、专业权威，其对违宪认定的影响是制度性的。参见陈朝晖：《孙志刚事件之法学家上书—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法学版。
参见《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北大学者沈岿、王锡锌、陈端宏、钱明星、姜明安签署。参见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人民网：
http://npc. people. com. cn/GB/14840/10553850.html，访问时间：2011年6月28日。另参见中国新闻网：《学者受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座谈征收拆迁》，
http://www. 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2-31/2047767.shtml，访问时间：2011年6月28日。
相关讨论参见许志永：《从“四分之一选举权”看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77 -181页。程瑶：《实现城乡人口的平等选举权》，载《人大制度研究》2008年7期，第14-16页。朱全宝：《城乡居民享有平等投票权的法学思考》，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39-43页。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0页。还请参见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5 -26、56页。
政令不畅的形象化表达：“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是2007年在两会上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温家宝总理转述的一个民间顺口溜，这也反映出中央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参见新华网：《委员向总理转述顺口溜的思考》,
http://www. nmg. xinhuanet. com/xwzx/2007 -03/08/content-9451539. htm，访问时间：2011年7月4日。另参见腾朝阳：《从“顶风”看政令不畅》，《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3期，第10页；蔡恩泽：《政令不通—中国政坛的顽症》，《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2期，第36页；薛刚凌：《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与对策：基于对地方公务员的调查数据与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9-26页。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民众之间也存在着博弈，这种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益的，是一种提供决策信息的渠道，促使政府完善法律与政策，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则会使中央权力无法获取准确决策信息。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甚至都是博弈的筹码。参见王建：《从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违规建设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科学决策月刊》2006年11月，第27 - 29页；昭传林、何磊：《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2期，第116-121页；肖玲、张磊、李敏：《从房价上涨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载《特区经济》2008年8月，第272-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