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多重动力驱动下的刑罚变迁过程是唯一的；相反，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各个动力在动力系统内部的份量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政治动力，在各国差异很大。从政治理论上讲，国家可以区分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和“民间主导型”国家，前者强调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倾向于由政府导控，将政府视为“全能政府”，形成的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民间力量即使存在，也只不过是政府力量的延伸，独立性较差；后者则更为重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力量或者个人力量。这种区分体现在刑罚变迁问题上，“政府主导型”国家对刑罚变迁的政治推动力就要强一些，而“民间主导型”则要弱一些，相应地，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在刑罚变迁之动力系统中的分量也会产生变化。这正是各国刑罚样态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
总之，解读刑罚变迁之逻辑的三种进路分别抓住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中的一个侧面展开分析，这是种“深刻的片面”，“正是这种片面所引起的深刻，瓦解了人类的思维定势，促进了思想的成长。”[16]但是，因为片面的分析进路在解释力上毕竟有限，我们的思想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片面的层面上，因此，“片面的深刻必然否定片面本身，无数个深刻的片面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全面。”[17]笔者正是主张在这些“深刻的片面”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形成“新的全面”。当然，在“全面”的同时决不能瓦解每一个侧面的深刻性。我们必须一方面重视各种分析进路所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形成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进路，从而准确把握刑罚变迁的方向和规律。
【作者简介】
郝方昉，国家法官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需要注意的是：把死刑改判流放刑，输送往殖民地，这主要考虑的是罪犯的身体状况，而决非罪犯能否通过这种刑罚而得到矫正。
Georg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2003，p．122．
Id．，p．123．
踏车是一种巨大的转轮，转轮上有踏板，正如桨轮上的踏板。犯罪人站在这些踏板上，用脚使其转动起来，同时双手紧抓横梁，以保持身体平衡。通常踏车设置为每分钟踏48～50次踏板。踏车没有任何生产成果，纯粹就是为了折磨罪犯。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David Garland，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a Study in Social Theo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0，p．193．
Id．；另见江溯：《刑罚的文化分析——大卫·加兰德刑罚社会学研究》，《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第142页。
Peter Spierenburg，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vii．
参见Erik Luna，“Punishment Theory，Holism，and the Procedural Concep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2003 Utah L．Rev．205（2003），p．266．
David Gadand，op．cit．，p．96．
Michael R．Dutton，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from Patriarchy to“the Peop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5—106页。
参见田启波：《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页。
David Garland，op．cit．，p．86．
陈兴良：《
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同前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