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些弊端，当权者逐渐抛弃了公开执行的酷刑，转而发现，监狱才更能契合权力技术的需要。监狱根据军事化的时间表对罪犯进行行为训练、培养习惯和对人身加以限制，从而构成对肉体的有效规训。在公开行刑时，场面宏大，有受刑人，有施刑人，有看客，大家共同实现刑罚的目标；而在监狱中，受刑人是被个体化地标定的和规训的主体。简单来说就是：酷刑是通过压制来威慑群体，而监狱是通过军事化管理来驯顺个人。不言而喻，后者更为有效。由是，以“隔离”、“禁闭”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监狱纷纷建立，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

　　三、刑罚变迁的文化分析

　　美国学者戴维·加兰（David Garland）对于鲁舍和基希海默、福柯等人的一个批评是：他们对于刑罚的分析采取的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进路，即考察刑罚如何完成它的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或者社会控制功能，等等），而较少关注刑罚本身对于参与者的意义。在这些学者那里，“刑罚对于参与者的意义变成了刑罚对于体制之运作的意义——而这两者决不是等同的。”[6]有鉴于此，加兰主张“关注（民众的）各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想法是如何进入、并体现在刑罚程序之中，以及——更广泛的是——讨论文化观念和感受如何影响刑罚制度”。[7]这就是文化分析的进路。

　　例如，西方刑罚学的经典名著——彼得·史毕伦伯格（Peter Spierenburg）的《受刑的景观（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就采取了这种分析进路。该书不是从理性的、主动的控制体制的角度来看待刑罚，而是从民众心理感受之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刑罚变迁。而“对于刑罚压制之‘感受的历史’谈论的是这样一些观念：什么样的行为是民众所不欲的，以及如何对待这样的行为。”[8]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史毕伦伯格选取了作为公共景观的刑罚作为一个视角，描述公开行刑的兴衰成败，追踪民众之感受对这整个过程的影响。申言之，史毕伦伯格的考察集中在1650至1750年间，公开行刑在欧洲（主要是在阿姆斯特丹）从兴起到消失的过程。通过大量的史实，史毕伦伯格发现，刑罚压制模式的转变反映着民众感受的变化。对于犯罪人之公开行刑，民众最初是持积极态度；但是逐渐地，民众的内心开始变得温和，对于刑罚的敏感度开始上升；到19世纪时，民众对于公开行刑的忍耐达到极限。与此相应，公开行刑虽然曾作为彰显刑罚权威的重要步骤而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逐渐地，先是阿姆斯特丹的石制断头台（不可移动，始终矗立于市中心）换成了木制断头台（可移动，行刑完毕后就收起来），接着是废止了执行死刑后的曝尸，最终彻底废除了公开行刑，转到更隐蔽的监狱中行刑，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