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变迁的动力分析
郝方昉
【摘要】学者分别以经济、政治、文化为分析进路，解读刑罚变迁的动力。这三种进路虽然值得借鉴，但是由于各自理论背后的“化约论”易于陷入“以事实适应理论”和“单线式刑罚进化论”的困境，导致其解释力被削弱。更妥当的主张则是认为刑罚变迁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动力，把刑罚变迁视为经济动力的决定性与其它动力的相对独立性的统一，以及方向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关键词】刑罚变迁；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
【全文】
刑罚作为人类自我规制的一种手段，从历史的角度看，曾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在中国，经历了墨、劓、腓、宫、大辟，到笞、杖、徒、流、死，再到现如今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变迁；在西方历史上，也大致经历了从以肉刑、流放刑为主体，到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变迁。那么，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迁？或者说这种变迁背后存在怎样的逻辑？学界一种颇具权威性的解答是：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人心从粗暴走向温和所致。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可能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综合中外刑罚学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对于刑罚变迁的逻辑，主要有三种分析进路，分别是经济分析、政治分析和文化分析。这三种分析进路各有利弊。本文首先概览这三种分析进路对于刑罚变迁的解读，进而在综合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主张。
一、刑罚变迁的经济分析
刑罚变迁的经济分析，意指是把经济因素作为刑罚变迁之动力的分析进路。其立足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刑罚制度也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刑罚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刑罚的变迁及其发展方向。
最典型的经济分析进路体现在格奥尔格·鲁舍（Georg Rusche）和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所著的西方刑罚学经典著作《刑罚与社会结构（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该书指出，从中世纪到重商主义时期，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刑罚变迁，完全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
在重商主义时期（15世纪—18世纪）之前，刑罚以死刑和严酷的身体刑为主，但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开始后，流放刑和监禁刑开始增多。他们认为，这与当时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关。重商主义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经济大幅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却因为三十年战争等国际纷争而停滞。因此劳动力市场处于劳动力紧缺的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家严格限制劳动力的迁徙，并尽可能地吸引别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此时的资本家要通过付高工资和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劳动力。此外，还有诸多的手段用来补足劳动力市场，例如提高生育率、使用童工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也仍不能满足劳动力的缺乏。在这种状况下，国家针对罪犯这种特殊劳动力的政策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一方面，当时英国国内急需劳动力，所以不可能向殖民地大量地输送自由劳动力。因此，既要维持国内经济发展，又要开拓殖民地的唯一办法就是输送那些本应处死的罪犯。[1]到18世纪时，流放甚至成为了夜盗、重罪盗窃等犯罪的常规刑罚；另一方面，设立矫正院等监禁性质的机构，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矫正罪犯，而是为了集合流浪汉、乞丐等的闲散劳动力，使之发挥生产能力。为了经济上的目的，当时执行死刑的数量也发生了切实的减少——虽然在当时废除死刑还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