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在“知法，守法”命题的支撑下，让公民了解“具体的法律知识”及“法律的重要性”构成了普法的基本内容，同时，对“违法后果”特别是刑事违法后果的强调则成为普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考察“一五”普法可以发现，除宪法外，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构成了普法最为重要内容。[2]218
然而，“知法，守法”并不是支撑“普法”的唯一命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普法的支撑命题开始转化为“知法，维权，守法”。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权利”及“维权”成为热门词汇；另一方面，在法学研究领域，“权利本位说”成为主流理论——在“权利本位”的看来，“法律领域内一切矛盾、冲突、纠纷、斗争皆导源于权利和义务的对立”，[3]327“权利”上承规范下连“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秩序、法治等基本范畴”。[3]327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普法中“权利话语”开始扩张，有学者明确提出，普法必须“观念更新”，而“观念更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树立权利保护理念”。[4]就普法实践来看，在第三个“普法五年规划”列举的普法任务中，已开始出现“增强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提高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的表达。
必须看到，普法中“权利话语”的扩张直接带来了人们对于“知法与守法”关系的重新认识——普法不再被简单看做“知法，守法”的过程，相反，通过普法让普通民众感受法律特别是民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便利性和有效性（而不是获得守法的义务感），并学会“用法维权”（而不是“依法维权”）成为普法的目标所在。此时，一般性的“知法”已不再直接与“守法”相联系，一个更具体的路径是，普法者通过鼓励民众“用法维权”来增强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而一旦民众愿意选择“用法维权”即意味法律取得了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道德、风俗、习惯等）更为显赫的地位，原本曲折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进入了法律通道，并最终接受法律的裁决，一种更积极、更具活力的守法样态似乎由此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