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碳排放交易从2013年开始实施时每年最多可以在国内形成500亿美元的碳排放市场交易总额，产生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总额最多可以达到250亿美元，而且交易额每年至少会有高于通货膨胀率3%的增长，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其在国际贸易中会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以目前欧洲已经形成的碳交易机制为例，自2003年10月13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欧盟2003年第87号法令以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已经建立并运行了将近八年的时间，在2007年EU ETS交易量达1615亿吨，成交额280亿欧元，分别占全球碳交易量62%和交易额70%，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与《京都议定书》运行的同步，其市场份额也会继续增长。[22]与欧盟相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其本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需求将会是巨大的，在其带动下世界碳交易量也会随之增长，碳交易会随着减排要求的逐年增长而进一步增加，在欧盟和美国两个最发达经济体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常态。

　　在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的健全以及国际政治压力的推动下，中国作为人均GDP能耗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高的国家（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也会逐步承担起防止全球变暖的责任。[23]随着自身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的健全，中国也会承担起减排责任，加入到碳减排与碳排放交易的国家中，作为排放量仅次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的减排潜力巨大，与其他国家相比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排放额度进行交易，美国一系列“能源法案”的出台为中国进入美国国内碳交易市场充当“国际碳信用”提供了机会。

　　（三）减排技术出口及其创造的国际技术出口新市场

　　为了减少碳排放防止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帮助其减排，同时将此技术减少的排放量作为抵消自身的限排或者减排量义务，这种减排方式是《京都议定书》中的灵活履约措施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24]在“2009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05能源政策法案”中也有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减排技术的规定，但是其出发点并非要履行国际条约赋予的义务，而是在最终将减排技术出口贸易化，实现其经济利益，同时也满足自身的政治考量。

　　“2009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关于减排技术出口的规定集中在第四章“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变”（TITLE IV Transitioning to A Clean Energy Economy）第四节“出口清洁技术”中，主要包括：清洁技术的定义、管理、确定合格国家以及援助等内容。[25]其中详细规定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的方式，经费来自排放配额的分配，而且对每个阶段的比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2012-2021年为每年排放限额总量的1%，2022—2026为2%，2027—2050年为4%），对于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的发展中国家给予资助，资助项目涵盖了各种清洁技术（固碳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提高技术等等）。但是，法案中重点强调的还是主要以贸易方式促进技术的转让，即发展中国家获取的技术多数需要支付费用，同时在使用时要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